今年年初写过一个《过去过年》的贴，今晚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林立的高楼，以及高楼上的彩灯，被灯火映红的半边天，想想过去是怎么过国庆节的？

小学的时候，过国庆最盼望的就是能够参加国庆节游行。我们这种民办小学，往往连区里的游行也没有参加任务，只好眼巴巴的被组织到路边，看着其他学校的小学生列队通过。记得有一次终于等到了一次国庆游行任务，兴奋得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一大早起来，仔细穿上仅有的白衬衣，蓝裤子，戴上红领巾，在仅有的白跑鞋上用粉笔涂了又涂，遮盖掉污迹和补丁。跑着到学校去报到。那好像就是1965年的国庆，游行的街道就在区里，转了两条街就散了，街旁的观众也不多，心里真有点扫兴。

好在还有一个盼头，就是晚上的烟火。我家的位置很好，后面的阳台可以看虹口公园放的烟火，前面阳台可以远眺人民广场的烟火。经常是爸爸在连着后阳台的厨房里喝着老酒，我们在阳台上看烟火，看着一条火星划出笔直向上的轨迹，直到几乎在我们头顶上的顶点，然后暗淡下去，突然爆开一个大光球，巨大的爆炸声随后传来，我们也就一起大喊大叫。光球里的一根根火焰划出漂亮的弧形往下垂，烟雾向我们这边漂过来，一股硫磺味道。爸爸也很高兴，拿他下酒的冷菜慰劳我们。这是一年之中最兴奋的时刻。

1966年以后，游行太多了，每周每月都有大游行，白天夜晚都是为了最新最高指示，敲锣打鼓，高喊口号。成为日常节目，那就是天天在过节了。后来才知道革命导师早就说过，革命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不过天天过节，那么国庆节的游行也就不再令我神往了。可是国庆之夜的烟火，依旧是最激动人心的节目。

1971年国庆节的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在人民广场帮助油漆围栏。每天都可以看到参加市游行的队伍在排练，这种正规的喜庆节日游行我一直没有参加上，因此觉得大饱了眼福。好事不长，干了两个星期，就被拉回到苗圃里的工程队车间，继续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然后就传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改成游园会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搞到票子，整个国庆节的白天都泡汤了，到了晚上，居然连烟火也取消了，这实在是太没有劲了，那是中学里最没有意思的一个国庆节了！

进了单位不久，每年的国庆节前后都成为“战斗任务”了。

节前一个月，就要准备游园会的游艺节目，从设计、申报，到制作、安置、调试，都是由团组织承担的。我们单位连续几年设计的节目都被录用，所以节前要忙于制作。尤其是到了最后几天安装调试，经常弄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到了国庆节那天，我们都要到场，确保节目设施的正常运转。往往前一夜都没办法睡觉的，所以只好轮流值班，轮流在彩旗或幕布后面躺一会打个瞌睡。

白天辛苦过了，往往晚上也不得闲。作为民兵，有时还要集合拉到市中心执勤。国庆晚上仍然放烟火，为了防止市中心人群拥挤，环绕人民广场中心，设置三条警戒线，阻挡、分散人群，防止意外事故以及“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一般是守四川路桥。

下午5点左右，开始封锁道路，禁止人们往市中心去。如果是住在市中心的，只能走旁边的乍浦路桥，那里的民兵会检查证件。到了6点以后，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想看热闹的人，会把整条路全部填满，拼命往前挤，我们只好手挽手的组成人墙来阻拦。总要在人堆里混战一两个小时，又累又渴，浑身臭汗。等到烟火轰然升天，人群才会逐渐松动，一般到9点多，指挥部就会下达撤退命令。

不过有时也有例外，有一年国庆之夜，我们是在市中心的福建路警戒，那天还下着雨，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撤警戒线（后来听说是张春桥出巡）。弄得我们一直值班到凌晨1点多才解散。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当时也没有动用汽车接送执勤民兵的习惯——大厂民兵有厂里的卡车，我们这种小单位就没有办法了。我和一个女同事冒雨往回走，先到了我家的新村门口，我问了一下：“你走回去不要紧吧?”她很为难的说了声：“大概不要紧吧!”我就说“再见”，转身进了小区。

第二天到了单位，讲给师父听，被师父大大的骂了一顿：“这种时候怎么可以不送女生到家门口？这是做男人最基本的道理呀！”我很惭愧。过了几天，开团干部会，又和那个女同事碰到，红着脸轻声道歉了几句。那个女同事笑了，很大方的说：“你请客，买点吃的零食给大家吃吧！”

1976年的国庆节，时逢国丧，连游园会也不搞了，更不要说是放烟火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有了个没有任务的节日，就调休10天，偷偷的上黄山去过国庆了。从黄山下来，一回到上海，就听说了“大快人心事”。

从这以后的国庆节，在脑海里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即使有印象，也和过节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只记得女儿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国庆之夜带她到外滩去看彩灯，先是抱着的，后来就让她骑在我脖子上。回到家里才发现，小姑娘的两个小皮鞋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