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野叙述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领教了人性的险恶。6.4事件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但是远没到盖棺论定的时侯。老野的故事离不开6.4，但6.4事件在这个故事里只是一个背景，就像《基督山恩仇记》中的拿破仑复辟事件只是一个叛卖阴谋的导火索，不论6.4怎么定性，都无法改变故事主人公们的角色定位。

    遗憾的是，我们不易在这个故事的续集中看到基督山伯爵式的快意恩仇，基督山运用金钱的力量伸张了正义，而这个故事中的阴谋罗织者正春风得意地运用财富攫取更多的荣誉和利益，这就给这个故事平添了更多的化不开的悲剧色彩。

    老野在讲往事的时候似乎不经意地把当今热议的一些告密行为也放到了叙述当中，我不同意他的比较方法。那样会减轻当事人的罪孽。告密只是一种手段，都是告密，导致告密的动机和背景却不尽相同。章诒和在牢中告密狱友，导致狱友被处极刑，但她只是奉命监视；黄苗子揭发了聂绀弩，今天看来是出卖了朋友，在那个时代，揭发一切有损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言行是每个公民神圣的责任。那时最盛行的就是“面多面”，“背靠背”的揭发，有勇气面对面的是英雄，没有勇气面对面背后揭发的也是功臣，每次运动，每隔一段时间，甚至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都有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交代自己思想非无产阶级的一面。哪天哪时说过政治上“反动”的话，就是埋在九泉之下也能帮你挖出来。

    也说两个故事吧。73年我买过一台不错的半导体收音机，短波功能很强，我在被窝里收过“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这两个台都是“敌台”，我当然将声音调到极小，可是，不久就有领导找我谈话了，问我晚上把收音机声音调得很小是在听什么，不要犯错误哟，领导的话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收听敌台”是足以判刑的罪名。这个领导还是很爱护我的，我奇怪的是他怎么知道我调低声音听广播，这事让我觉得随时都有眼睛在背后注视着。另一个故事同样荒唐。一个孩子，出于恶作剧，抄写课文的时候将毛泽东给徐特立老师的信中的一段话掐头去尾写成：“很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老师在后面批了一句：“思想反动”，吓得孩子的家长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件都是小事，但也足以说明那个时代人人自危的情景。不经历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就不知道“专制”也猛于虎。于是我们原谅了许多的“出卖”，但愿后辈知道当事人的苦衷。

    可是，名诗人的出卖行为如果属实，却无法用任何时代的因素为之解脱。80年代不同于70年代，“出卖”在80年代已经成了很丑的事情。众所周知，6.4事件之后，在大多数地方，追查都只是走了一下过场。原因很简单，一是人们心底都同情学运，憎恶暴政，后来的很多政治笑话中李鹏全是反面角色就说明了人心向背；二是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多了揭发告密不再是洗刷解脱自己的基本手段。反过来说，在这个时代告密行为已经没有了任何从道德上解脱的说辞。现在的告密乃至设局出卖只会是人性的“恶之花”。

    老祖宗研究人性已有几千年历史了。人性问题上最大的争议是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究竟人性是善良的或是邪恶的，这涉及到人类建立道德体系的基本价值设定。人类为什么要去探求善与恶？这种探讨的目的绝不仅限于要搞清楚问题本身，而更在于要帮助人类区分善恶，衡量善恶，择善而从，取善去恶。人类在此基础上设定自己的道德来区分善恶，并帮助人们远恶趋善，对恶行予以禁止与制裁，对善行予以提倡与嘉奖。

    孔子认为性善，荀子认为性恶，还有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比如董仲舒就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我觉得董仲舒说得有道理，不然为什么相同的条件下有的为善有的为恶？

    “有善有恶”，指的是两重含义上的有善有恶。一是不同主体，有的人性是善的，有的人性是恶的。二是相同主体，其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也有恶的因素；既有善的倾向也有恶的倾向。

    董仲舒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他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指不同主体，有的为善有的为恶。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并认为，圣人之性，先天即是善的，无须教化；中民之性，需要教育；斗筲之性，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 王充认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恶是中人以下，善恶混是中人之性。地位、金钱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性恶却只能压制，无法改变，一有土壤，它就可能滋生。金庸笔下的慈恩便是一个典型。

    第二重意义上的有善有恶，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个体的人在不同条件下出现或善或恶的反差极大的行为，这在金庸小说中是最常态的现象，这与古人的简单划分有些不同，但确实来自于最深厚的社会现象。我以为黄苗子的告密即使要归结到“恶”的层面也是属于这种情形。

    不知诗人的告密是属于哪种恶？

    我是教古代文学的，可是我从来不喜欢《三国演义》，原因是自己头脑简单，不喜欢权术，所以总是不能进步。毛泽东喜欢《三国演义》，所以他伟大。毛精通权术，喜爱权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所以能够纵横捭阖，对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他老人家一定深以为然。诗人只是耍了一个小的权术，便轻松地解脱了自己，难怪北岛感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个不分善恶的社会不知有没有前途。

    中国人不相信上帝（包括我自己），这也许是一种遗憾，没有了对末日审判的顾忌，人们的行为更倾向于为所欲为。

    于是，我只能为老野的命运嗟叹。

    同时，对那位不愿瓦全的母亲表示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