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文化加国行」论点的探讨
2010-10-30 10:56:34

归档在 中华历史与文化

易中天有「中华文化加国行」，先后由首站的多伦多，而渥太华、卡加利到最后一站温哥华。他在加国中文传媒似多称为「中国文化界名人」；这也许是主办者加强他的号召而设的；但也说明主办单位对普及性的要求，超过严肃性的学术。如果以此而论，易先生此行算是成功的。入场票不算便宜，我到场两次，所见是座无虚席的。听眾以大陆移民和留学生居多，也说明易先生饮誉中国的盛名；对海外的大陆人士是有吸引力。

「以独特的见解颠覆一般人对歷史人物印象」；这是主办者的宣传招数。易以「品三国」等系列，崛起於中央电视臺的「百家讲坛」。「三国演义」列为我国名著，原著对人物刻划生动，情节佈局奇峰迭出；本来就够吸引，原著描写人物著力的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关羽「义绝」。绘形绘声，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孔明的「草船借箭」、「空城计」、「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平五路」；连逝世后也出现「死孔明吓走生仲达」(司马懿) 。京剧许多剧目、平话、京韵大鼓、说书都有许多从「演义」衍生出来。曹操在舞台上的「奸白脸」，不论南北戏种都一样；以致曹操的歷史名声，怎麼洗也还是「奸白脸」。关羽的义薄云天，剧目也很多，京剧粤剧的「无双脸」的「红面关公」也定了型。由於「义绝」的形象深入人心，与民族英雄岳飞并列「武圣」，不但如此，民间还称他做「夫子」、称「关帝」。「文武庙」就是奉祀孔夫子、关夫子。所以有慨叹：‘武将几见称夫子’和‘称帝’的殊荣。实则正史「三国志」对此三人都有不同的评价。其他如刘备、孙权、周瑜、鲁肃等眾多人物。「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每多不同，后者的确「颠覆」前者。易先生对「三国」人物和「一般人」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当然不同。他取材自正史的「三国志」(陈寿)著；但没有颠覆陈寿的认定，惟易先生能综合陈寿的分析和事故的演变，还算自有见解，但并未出现新发现的「颠覆」。

谈到中国文化，易中天认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本位，强调个人意识；中华文化是群体意识，一切以群体为先，其后才个人」。易中天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未脱离某种立场的意识，误解个人主义衍生个人本位。真正了解「个人主义」并不如是观；它是人在追求个人的成就，诱发人潜能发挥到极致；而个人的成就，使整个群体(社会) 获益，这是西方发达的主因。因此，西方文化是强调个人权益的保护，而扩及群体公义的实现为目的，并不止於「个人意识」、「个人本位为核心」。此中有很大的差异。易中天以「中华文化是群体意识，一切以群体为先，其次才个人」。同样是某种立场的意识；起码不是传统文化主流的意识。儒家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做个人自我要求的起点，然后扩大到於「治国、平天下」，使群体蒙利，其过程适可与易中天的论点相反。老庄思想更重个人，群体可以「无为而治」。易中天的论据仅接近墨子的「兼爱」。「文化的认知」与认知而提出「实践」是有层次上的分别。易中天认为「法家思想才造就了后来的秦汉帝国。」也是对了一半；法家造就秦帝国是不错的；但不是汉帝国。汉高祖入咸阳，与民约法，主要废秦的苛政为号召；立国后便实行，用黄老思想：「与民更始」、「生息」。才有「文景之治」。武帝黜百家独尊儒家，也是「造就汉帝国」的原因。不是法家思想。

易中天认为「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分叉点是在原姓氏族及部落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时，西方炸燬氏族血缘组织，过渡到城邦国家与公民社会。」其实这个过程，易中天忽略了西方和中国一样，也经过漫长的君权时代，到现在还存在君主残餘的旧影；如英国、荷兰、丹麦、西班牙、瑞典等还有皇室的存在，而且一脉相承，也属血缘，如果说「炸燬」，倒不如中国辛亥革命的彻底。可知西方列强能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实施的结果，也是中国和西方同样经歷漫长的君权时代而有不同的结果，这才是中西的分叉点。他原先认定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现在又说‘炸毁’血缘组织过渡公民社会；是矛盾的自圆其说。同样，易先生原先说好的中国文化是‘群体为先’，然后才个人。则中国自应顺理成章容易建立‘公民社会’而后才个人本位；为什麼现在又颠倒过来？暗示中国的公民社会不像西方国家这样容易建立，岂不又和原先论定的‘群体为先’，不能自圆其说吗？

中国的封建思想和社会，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去检讨，不是全无是处，一律要打倒。中国虽然一如西方经歷漫长的帝制，但治权始终落在平民的「士」群掌握，所以「暴君」的出现不多，反不如西方的暴君多。又例如伦常的父慈子孝、克己復礼、慎终追远、四维八德。都是我传统文化的封建思想，如果中国文化要将封建思想一律废除、打倒，我不知中国文化还剩下什麼！只要我们去其糙粕，存其精华；这才是发扬中国文化的正道。易中天善言能道，但我认为：为易中天先生计，「一般人」的掌声，如果换成学术界对他的认同会更好、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