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教授深谈“五四新文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两种误解”

新闻来源：虞海娜　　新闻时间：2010-11-1　

　　2010年10月29日下午1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胡晓明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五四新文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两种误解——以《诗大序》、隐士文学观为中心的讨论”的精彩校庆学术报告。本次报告涉及一个跨学科的话题，吸引了很多中文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等院系的教师和同学前来听讲。报告现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活跃。

　　讲演人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重大文化事件谈起，他认为，五四开新大有成绩，但其进化论、纯文学史观、功利主义的传统研究、以及民间中心论等，形成一套认知图式，直到现在，我们的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研究，仍是这一套认知图式中进行。“正如不可能把电脑里的软件系统去掉一样，我们也很难把我们头脑里的认知图式去掉”。胡教授力图深入挖掘新文化运动带给我们的一套“系统软件”，回到历史本身，再认中国文学传统。

　　讲演人具体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诸家对《诗大序》种种误解，包括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俞平伯、郑振铎、郭沫若、郭绍虞等等。胡适破经求诗，试图于《诗经》发现诗人，认《诗经》为民间歌谣，是为了建立科学与新文学，《诗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顾颉刚相信唯一的真相，毁菩萨而贬信仰、重文学而轻政事；俞平伯、郑振铎等都不离五四平民化、纯文学化的认知图式，但是他们其实只不过解释了国风里的几首诗而已，诗人没有找到，歌谣不成立，贬诗序为“蔓草”、“瓦砾”，其实又离不开这些说法，表现了“五四”学者在科学与文学、求真与求美视角下对文学传统不得正解的“纠结心态”。

　　胡教授认为，五四学者习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二分认知图式来看待《诗经》。实际上《诗经》的作者大都是文人士大夫或贵族，貌似民间，实为贵族精英，是士的觉醒的声音，“美刺”其实为“讽上”，目的不是男女如何相爱，而是君、士、民如何共同生活，在一个转型时代，创造一个有道的中国。二十世纪给《诗序》扣上的各种帽子，反映了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的四个问题上区别不清：事实、诠释和价值；进化论与演化论；纯文学与大文学；民间文学与士文学。

　　胡教授很形象地将“五四”新文学观的学术思维形容成“菩萨是一堆泥巴”，引起在场听众共鸣；他认为文学批评除经学批评、纯文学批评之外还有政治批评，即中国传统文学强调的“道统”观。他还强调了其“大文学”传统，即坚持社会政治批评，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像古代的士大夫写诗“美刺”一样积极介入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引申，所谓“风天下”，君子之德风，风的主体是“君子”，这其实涉及到知识分子话语权问题，先秦的诗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正是承担和践行了这一政治话语权。胡教授还讨论了“中国文学批评中政治伦理批评优势的正当性问题”，这种政治批评早已内化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内在灵魂里，并举出胡适晚年提倡“立言有权”，主张“我们（知识人）也是有权有势的人”，高度肯定了文学话语权。

　　胡教授还说到新文化诸家对传统文学的另一种误解，即他们对“隐士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他列举了鲁迅、钱钟书的相关论述。为什么新文化贬低文学政治传统，同时也否定隐士传统？这一话题引起了在场同学的极大兴趣并展开了积极讨论，气氛热烈。胡教授随后解释，依据儒家的观念，士志于道，道是读书人的尊严所在。而五四为了建设新文化而毁经灭道，完全抽去了这个支柱之后，“达”不能济天下，“穷”也不得善其身，于是知识人来无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当代主流知识人没有政治话语权，同时也放弃道义尊严。不过同时胡教授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谈到了最近网上广泛流行的“我爸是李刚”的诗歌造句，认为这也是一种活生生的“美刺”传统，现场听众颇为赞同。随后讲演人与听众又对中国“士”的性质问题、重建现代文明道德基础等问题，往复讨论，认为重建中国文化中“道的尊严”，对于当今中国重建文明与道德的基础是迫切需要的。最后在现场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胡教授结束了这场精彩的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