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漫谈——茶俗

茶俗与婚俗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说到：

却说林黛玉因见宝玉近日烫了脸, 总不出门，倒时常在一处说说话儿。------听见房内有笑声,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时,原来是李宫裁,凤姐,宝钗都在这里呢,一见他进来都笑道:"这不又来了一个."林黛玉笑道:"今儿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你往那去了?"林黛玉笑道:"哦,可是倒忘了,多谢多谢."凤姐儿又道:"你尝了可还好不好?"没有说完,宝玉便说道:"论理可倒罢了, 只是我说不大甚好,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宝钗道:"味倒轻,只是颜色不大好些."凤姐道:"那是暹罗进贡来的.我尝着也没什么趣儿,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林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样?"宝玉道:"你果然爱吃,把我这个也拿了去吃罢."凤姐笑道:"你要爱吃,我那里还有呢."林黛玉道:"果真的,我就打发丫头取去了. "凤姐道:"不用取去,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  

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林黛玉红了脸,一声儿不言语,便回过头去了.李宫裁笑向宝钗道: "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林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别作梦!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少什么?"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

可见当时民间习惯里，姑娘家不能随便喝了人家的茶的。吃茶是具有定亲的象征意义的。这个就是茶俗文化的外延了。

按照儒家记录总结的西周时期的礼节仪式，结婚有“六礼”之说，在双方开始提亲、议亲阶段，男方派出的媒妁都要执一只大雁为礼物送到女家，表示如同大雁春来秋去一般的守信用。后来宋代的大儒朱熹改革六礼为“三礼”，仍然以大雁为提亲、议亲的礼品。明清时法律规定官员家庭在提亲、议亲的“纳采”礼，还是规定应以大雁为礼物。正式的“下聘”就是男方向女方提供聘礼（古代叫做纳征或纳币）就应该是现金以及丝绸。

可是民间却很早就已经开始将茶叶作为提亲、议亲的礼物。明代人许次纾在《茶流考本》中说：“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志之意也。”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硬拷》的台词中也写到：“我女已亡故三年，不说到纳彩下菜，便是指腹截襟，一些没有。”这里的“下茶”表明古代男女之间定婚。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

原来茶树不能像普通的树木那样嫁接移栽，嫁接的茶树以后不会产茶籽，只有栽种茶籽，培育茶树。古人认识到这一点，于是认为茶树有“从一”的性质，因此将茶叶作为不悔约、不会三心二意的象征，讨论缔结婚姻的大事举行“吃茶”的仪式来表示慎重。民间习惯里茶叶是“小定”，在议亲达成一致，男方正式下聘、送达聘礼就是“大定”，双方算是正式达成了婚姻关系，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显然这个习俗必须是在茶树人工栽种普及了以后才形成的。一般都认为到了元明之际人工栽种茶树才得以普及，人工筛选茶种才形成风气。因此这个习俗也应该是在明代才形成的。后来益加附会，给这个民间的风俗再加更多的解释，比如认为“茶性最洁”，可示爱情“冰清玉洁”；茶树多籽，可象征子孙“绵延繁盛”；茶树又四季常青，以茶行聘寓意“永世常青”、“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故世代流传民间男女订婚，要以茶为礼，茶礼成为了男女之间确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形式。同样女家接受茶礼，必须要守信，民间向有“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

以后民间往往将茶贯穿于整个婚礼的过程之中。比如旧时在江浙一带，将整个婚姻礼仪总称为“三茶六礼”。其中“三茶”，即为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也有将“提亲、相亲、入洞房”的三次沏茶合称“三茶”、“三道茶”。也有的举行婚礼时，另有“三道茶”的仪式：第一道为“百果”；第二道为“莲子或枣子”；第三道才是“茶叶”，都取其“至性不移”之意。吃三道茶时，接第一道茶要双手捧之，并深深作揖。尔后将茶杯向嘴唇轻轻一触，即由家人收去。第二道依旧如此。至第三道茶时，方可接杯作揖后饮之。

浙西地区，媒人于男女双方之间说合也俗称“食茶”。媒人说媒后，倘女方应允则泡茶、煮蛋相待。

在浙江德清地区婚姻中的茶俗，则更为丰富多彩，列举如下：“受茶”：男女双方对上“八字”后，经双方长辈同意联姻，由男方向女方赠聘礼、聘金，如女方接受，则谓之“受茶”。“订亲茶”：男女双方确定婚姻关系后即举行定亲仪式。这时双方须互赠茶壶十二把并用红纸包花茶一包，分送各自亲戚，谓之“定亲茶”。“大接家茶”：女子结婚后，由娘家备发芽蚕豆、茶点分送双方亲邻，谓“大接家茶”。“毛脚女婿茶”：未出“阁”，待字闺中的姑娘家里，来串门的小伙子特别多。因此姑娘家往往要备上好茶，以招待来客中的“未来女婿”（即俗称“毛脚女婿”）。“亲家婆茶”：女子出嫁后第二天，父母看望女儿时，要随身携带一两茶叶（最好“雨前”茶），并半斤烘豆、二两橙子皮拌野兰麻，称之谓“亲家婆茶”。“新娘子茶”：望朝之后，新媳妇的婆婆要至女方家请“亲家公”、“亲家婆”及亲家面上的近亲至自家喝“喜茶”，称为“新娘子茶”。

在我国湖南地区，男子去女方上门相亲，姑娘需给男子递上清茶一杯。男子饮后，置贵重物品或钱钞于杯中回赠姑娘，如姑娘当即接受，即示“心许”。在结婚入洞房前，要以红枣、花生、桂圆、龙眼等泡入茶中，再拌以冰糖以招待宾客，寓取“早生贵子”、“跳龙门”之意。合枕茶：新人入洞房前，夫妇要共饮“合枕茶”。这时，由新郎捧茶，用双手递一杯清茶，先给新娘喝一口，再自己喝一口，意味着完成了人生大礼。婚礼过后的第二天，新郎新娘需捧着盛满香茶的茶盘，向长辈们“献茶”行拜见礼。长辈们喝了茶，即摸出红包放于茶盘上作为“见面礼”。

闹茶：在我国云南地区举行婚礼时，有“闹茶”的习俗。“闹茶”于新婚三天内，每天晚上，由新郎新娘在客堂的中间，向亲朋好友们敬茶。茶内必须加放红糖，取其"甜蜜"之意。闹茶时，可由宾客出题，要新郎新娘以绕口令、猜谜语、咏诗歌等形式回答考题。若新郎新娘不从，宾客们则不饮茶，而若文不对题，众皆哄堂大笑。闹茶取"越闹越热"之意。

开门茶：江苏地区旧俗，大户人家联姻，新郎至新娘家迎亲，进女家的一重门，要作揖一次，一直至堂屋见岳丈岳母时止。然后再饮茶三次后，才能暂至岳母房中歇息，耐心地等待新娘上花轿，谓之"开门茶"。谢媒茶：男女举行婚礼后，新婚夫妇或双方家长要用茶来谢媒，因在诸多谢礼中，茶叶是必不可少之物，故称"谢媒茶"。喝新娘茶：我国南方地区历来有喝"新娘茶"的习俗。新娘成婚后的第二天清晨，洗漱、穿戴后，由媒人搀引至客厅，拜见已正襟危坐的公公、婆婆，并向公婆敬茶。公婆饮毕，要给新娘红包（礼钱），接着由婆婆引领新娘去向族中亲属及远道而来的亲戚敬茶，再在婆婆引领下挨门挨户拜叩邻里，并敬茶。敬茶毕，新娘向敬茶者招呼后，即用双手端茶盘承接茶盏，这时众亲友或邻里乡亲饮完茶，要随着放回杯子的同时，在新娘托盘中放置"红包"，而新娘则略一蹲身，以示道谢。在喝新娘茶时，无论向谁敬茶，都不能有意回避，否则被认为"不通情理"。

退茶：有趣的是，"茶"在我国的婚礼中，不但与订婚、结婚关系密切，且与"退婚"也有关联。茶不但是联姻的使者，也是断亲的表示。旧时贵州地区，姑娘往往被父母包办婚姻（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婚后女方若对亲事不满意，想断亲时，姑娘即用纸包一包茶叶，选适当时机，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带至未婚夫家，借故与男方父母客套一番后，即放下茶叶包迅速离去，意谓退了"订亲礼"，称为"退茶"。但上男方家放"茶叶包'对，如事先给男方知道"退婚"的用意，那末女方一旦被男方或男方家人抓住，则男方可立即杀猪设宴与该女成婚。故退茶时，一要保密，选好时机极为重要，一切由姑娘在绝密中进行。一要率先探查去男家的路线，又要探明未来的公婆在家，而又无其他人在场时，才能确保退茶成功。敢于退茶，又退茶成功的姑娘，会得到大众的称赞。退茶后，父母免不了打骂女儿，但过后女方家长，还得正式去男方办理具体退婚手续。

茶馆与茶博士

敦煌发现的约唐末五代时人王敷所撰的《茶酒论》里已经说“酒店发富，茶坊不穷”，茶坊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而且茶坊、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已称“茶博士”。唐代人封演写的《封氏闻见录》已说：“茶罢，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为什么跑堂的叫“博士”？其实，“博士”的名称最早起源于战国时齐、鲁等国，是官职名。秦朝在朝廷设立博士，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及书籍典章，以备谘询，充当皇帝的学术顾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后来逐步按照学科、学派分类，允许博士招收学生“博士弟子”。到了汉武帝时依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只立儒家的“五经博士”，从全国各地推荐优秀青年，跟随五经博士学习为博士弟子员，成绩优异的可出任官职。此时的“博士”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虽然博士是教授官，但已逐渐往专业方向发展了。到了魏晋之后，真正的儒家学者已控制国家的教育机关比如太学、国子监，不再以博士命名。博士已成为专精一艺的职官，常任用精于礼仪的人为太常博士，掌管宫廷礼仪；任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掌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精通天文、星历的人为天文博士、历博士、卜博士等，专掌天文、历法、占卜等事。这个趋势到了唐宋时期就把对某一种职业有专门精通的人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书学博士、律学博士等，成为技艺精通的称呼，但官职地位很低，只是最起码的官职。民间因此逐渐借用这个称呼来借指一切专业人士。当时煎茶、点茶都需要很高的专门技艺，因此对茶馆的主人或伙计就称呼为“茶博士”。

到了宋代，城市里的茶坊茶楼遍布。在大城市里具备供各个层次消费的茶坊、茶肆、茶摊。高级的茶肆装修极其讲究。比如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描写杭州的茶坊说：“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会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店铺里装饰着盆景、花架，还敲敲打打的招揽生意，茶盏是瓷器的，茶托是漆器的，只是没有银制器具。在一些“巷陌街坊”，又有小型的茶坊，“提茶瓶沿门点茶”，或者是在“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上门服务，“点送邻里茶水”，帮忙“往来传语”。街上的巡逻“衙兵百司人”，也会借着“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敲茶坊的竹杠，号称是“龊茶”。而在晚上的“夜市”里又有挑担人设置的“浮铺”，照样“点茶汤以便游玩观之人”。

多种经营与社会交往场所

高层建筑的“茶楼”里，更是聚集了“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茶楼的老板们已经开始体会“多种经营”：有的是“挂牌儿”，教学乐器、唱曲的场所。有的茶楼是“诸行借买”的商人们聚会谈生意的地方，号称“市头”。有的是踢球玩乐的，比如“黄尖嘴蹴球茶坊”。甚至还有的临大街的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夜茶坊”，被认为“非君子驻足之地也”。而有一些则是专门供正人君子聚会的，作者列举了“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茶坊”，“大街车儿茶肆”、“将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明约友会聚之处”。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茶肆林立，不仅有人情茶肆。花茶坊，夜市还有东担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有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僧道头陀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防。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以后的各个朝代，城市里的茶坊依旧扮演者重要的社会交流角色。比如元朝末年高丽人编写的汉语读本《朴通事》里提到的对话：“请哥这茶房里吃些茶去来。坐的，哥。茶博士们问：‘客官人们吃甚麽茶？’‘先吃甜的金橘蜜煎、银杏煎，再将凉酪来。’”然后就在这个茶坊里做买卖了，“卖榛子的你来，我和你拿榛子。一霎儿赢了二升多榛子，乾的那些榛子吃，倒省钱。卖刷子的将来。这帽刷、鞋刷各一个，刷牙两个，掠头两个怎麽卖？这的有甚麽商量处？”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里说王婆打算牵合西门庆与潘金莲，哈哈的笑将起来道：“老身不瞒大官人说。我家卖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卖了一个泡茶，直到如今不发市。专一靠些‘杂趁’养口。”西门庆问道：“怎地叫做‘杂趁’？”王婆笑道：“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西门庆道：“乾娘，端的与我说得成时，便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显然，这个茶馆只是她从事不道德甚至违法营生的掩护而已。

在清末中国，只要是可称为“人烟稠密”之所，就会开设各种大小茶馆。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宁波、武昌、汉口、长沙、成都、福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有难以计数的茶馆，直到深夜仍茶客云集，喧嚷热闹。在这些大都市之外，府城、县城一类的地方中心城市，镇、市之类的农村商业场所，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茶馆。在大城市中，据说达到“平均起来约一条街道就有茶馆一家”，显示了茶馆的普及程度。

热闹非凡的湖州和嘉兴等地的各县城，各个大小市镇中，也是茶馆连着茶馆。在湖丝主要产地的乌程县南浔镇，据《同治南浔镇志》记载：“农人……每入市，则茶寮、酒肆杂坐喧阗”（注：《同治南浔镇志》卷二三，《风俗》。）；《民国南志》也说：“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注：《民国南浔镇志》卷三一，《风俗》。）由此可知，对于来自周围村庄的农民来说，茶馆是生丝及农产品交易不可或缺的场所。

江苏省茶馆特多的地方，上海、苏州、扬州等地。在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已经出现了能够容纳千余名茶客的大型茶馆（注：蒋寅生：《寅生目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33页。），到上海一跃而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兼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的19世纪末，其繁华街道的四马路、五马路等处，高达三、四层宏伟华丽的茶馆“青莲阁”、“一壶阁”并肩而立（注：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版，第68～70页。由于本书对清末上海茶馆的风俗作了详细记载，为作参考，引录如下：“上海的繁华街道，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其中又以四马路为最繁华。去四马路，就会见到茶馆。这些茶馆，约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层、四层的楼房。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到晚上十二时左右，连三楼、四楼都坐满了茶客。大约一家茶馆有七、八百茶客。茶客更多的时候会到千人以上，都坐在椅子上交谈。进入茶馆，首先就会拿来茶壶和茶碗。每日朋友同道谈话交游。如想吃点心的话，其处各种茶点应有尽有，可买来吃，若不想吃的话，不买亦可。此外，茶馆中又有吃烟室，此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在这里抽烟一小时需付一定的钱，抽烟二小时付的钱亦相应增加。无论何时，入室抽烟之人或为30人，或为50人，总是一边吸烟，一边交谈。每个茶馆这样的场所约有几处。日暮之后，是茶馆营业最盛之时，馆中客满，各自一边饮茶一边喧闹交谈。其中亦有女子盛妆打扮来此，这是为的吸引茶客。茶馆中附设卧处，其中亦有椅子供坐，一边品茶，一边听艺妓弹奏琵琶，哼唱小曲，弹奏木琴，演奏音乐。这可由五人或七人轮流来作。这种艺妓如果色艺不精，花上一元钱，就可使其立刻来到茶客旁边递烟送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这样，支那人都愿前往茶馆，饮茶，说无聊的话，以相互消遣。通常往来四马路者，多乘坐马车、人力车，艺者则或乘轿前往……”）。

茶馆，被都市、城镇的居民犹如俱乐部似地利用着。商人及其伙计、掮客、手工业者等，每日几次出入茶馆。他们既可利用茶馆进行主顾之间重要的商谈，在因私事而不得不与熟人、朋友、亲戚相会之时，也可带来茶馆进行磋商，这已成为风气（注：井上红梅前揭书。）。同行业间协商本行业的重要事项之时，或举办“摇会”之时，也常利用熟悉的茶馆（注：《申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摇小会》；《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吴会琐言》。）。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各行业的商人们都在每天的一定时间会于一堂，谈笑之中达成交易。在上海的煤炭商人、棉花、棉籽商人等聚于青莲阁，杂粮商人等聚于杏花楼，颜料染料商人聚于长乐茶馆，洋杂货商人和面粉商人则聚于怡珍茶馆，诸如这般，每天各行业都于一定时间，在特定的茶馆聚集（注：井上红梅前揭书。）。

“吃讲茶”的调解会

江南水乡历来流传一种古老的茶俗“吃讲茶”。吃讲茶是在平民百姓间因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或矛盾,在双方争持不下时,既不愿私了,又不愿打官司解决时,为争吵双方举行的和解茶会。吃讲茶时,由争斗中的双方约定日期至某茶楼吃茶评理,并邀请双方都信任的调解人(调解人亦即纠纷裁决人,一般都由社会上有名望、办事又公道、双方都信得过的长辈来担任)居中调停、评判,以化解双方的纠纷而握手言和。

吃讲茶有专门的程式.双方指定茶馆吃讲茶后,茶馆会为双方安排好座位,桌上一般放置两把茶壶(须壶嘴相对),此即示意有人在此吃讲条。待双方入座后,茶博士在壶中沏好茶,为当事人和调解人及陪吃茶的茶客各沏一碗茶.双方当事人边饮茶边各自申述自己的理由,或相互争论,过后可让双方陪吃讲茶的茶客们发表意见、看法,或评判、开导,最后由调解人判断谁是谁非,提出公断,并征求双方当事人对事端的处理意见,最后合议出妥善解决的中间意见.

如吃讲茶的双方经调解后愿意和好,调解人即叫茶博士泡上一壶红、绿茶叶混合的茶汤,倒于双方碗中,双方皆须一饮而尽,以示和好.

吃讲茶如经调解不成,则往往酿成凶斗.故清末民初,上海滩上有许多茶馆皆悬挂奉谕严禁讲茶的木牌以避祸端。

但是进行“讲茶”的茶馆，也因有众多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对于茶馆的经营者来说，“讲茶”在确保收入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吃“讲茶”之际，当事者，还有各种前来援手之人，闻风来看热闹之人，正巧路过之人等等，一齐涌入，挤满茶馆，因此对于茶馆来说，“讲茶”是一次得以获取大量收入而不可错过的机会（注：井上红梅，后藤朝太郎，竹内实前揭各书。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说《在茶馆》，尽管是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作为舞台的作品，但以写实的笔调描绘了“讲茶”的状况，可作参考。）。

同时茶馆之中，为确保至关重要的茶水费收入，也不得不依靠“无赖”、“流氓”。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布的江苏署按察使司朱之榛的告示，这样说道：

有一等茶馆专藉流氓为生财之计。凡欲敲诈，必将其人圈至茶馆，名为“吃讲茶”，实则勾串嚇逼，恣意勒索，必致满其欲壑而后己。开茶馆者，又故昂其值，浮其数，甚有吃一讲茶，至数十余金者。盖揣其人之肥瘠为增减。然后，各流氓按成瓜分。虽曰茶馆，实为陷阱，败坏风俗，莫此为甚。此风不独常郡一处为然。……查此等棍徒，横行乡里，见人懦弱可欺，即遇事作风，圈入茶馆，以“吃讲茶”为名，鱼肉乡愚，勾串折捎嚇诈。甚有一等无赖生监，日坐茶肆，朋比为奸，随声附和，最为扰累良民之举。至到处皆有，而常郡通海一带尤甚。……（注：《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光绪三十年，《严禁坐吃讲茶吓嚇良懦》。）

这一告示，揭示了茶馆经营中与“流氓”、“棍徒”完全结托，此辈故意寻找借口，以“到某茶馆去有话说”为由，强迫性地把良民拉入茶馆，以“讲茶”的形式恶意恐吓，进行敲诈的情况。在这样的场合，对于“流氓”、“棍徒”、“游手好闲”者来说，在茶馆内实行的“讲茶”习惯，只不过是借助威势恐吓良民的手段；而对于结托“流氓”、“棍徒”等的茶馆老板来说，“讲茶”则只不过是招徕茶客，特意获取非法茶水费的机会罢了。

1906年〈上海总工程局违禁章程〉第五条就是“吃讲茶者”，属于这五十七条“为警章所漏载而有妨碍治安之情事者”。“轻则禁止重则拘罚”. (1906年11月29～30日《申报》) ....

茶馆中亦有成为哥老会、青帮、红帮等秘密结社和同盟会的地下指挥部的。在光复上海时甚为活跃的张承槱，在与红帮势力共同组成革命军敢死队的过程中，就曾借法租界内的万安茶楼作为连络集会的场所（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辑，《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在光复上海中大显身手的陈其美，辛亥革命前加入上海青帮，在上海的茶馆中拥有众多“党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106页。四川省的情况，可参照西川正夫《辛亥革命与民众运动——四川保路运动与哥老会》，《讲座中国近现代史》卷3，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哥老会员以“混堂子”的隐语称呼茶馆”（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及秘密结社》，复刻版1980年版，第63页。），以之与“烟馆”、“赌场”、“小押”（小型当铺）一起作为其重要据点，茶馆老板身为哥老会员的例子随处可见（注：陈锦：《勤余文牍》卷一，《与琴岩论善后余事书》，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4页。关于四川的事例，陶奈恰可夫所著《邓惜华》一书（一条重美译，生活社1942年版）实乃有力的证据。）。

茶与神鬼

古人普遍迷信鬼神，都相信鬼神和人一样要吃要喝，因此当饮茶习俗推广开来后，很自然的就会用茶来敬鬼神。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里，有一件是写着“梋”字的“笥”（竹箱），有人认为这个“梋”字就是“檟”，这是一个装茶叶的竹箱。如果这个看法是对的话，那么早在2100年前就已经使用茶叶为鬼神的供品了。

敦煌发现的写本、唐末五代人王敷写的《茶酒论》里，虚拟茶的口气说：“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动万动，诸佛相钦。”显然当时佛教的人士都饮茶，并以茶敬神。

元朝末年高丽人编写的汉语读本《朴通事》里提到，在家里有人去世，做“黑衣道场”时，“为头儿门外前放一个卓儿，上头放坐一尊佛像。明点灯烛，摆诸般茶果等味。请佛入到殡前，吹锣打钹，擂鼓撞磬，念经念佛，直念到明。”又提到每年立春节气，各地政府组织的“打春”活动，在游行队伍里“又是个茶博士们，提汤灌的，拿茶碗、把盏的跟着”。可见民间普遍在敬神的时候将茶为供品。

直到近代，民间祭祀观音菩萨（农历三月十九）、月光娘娘（中秋）等都是以茶为主要的供品。

浙江绍兴、宁波一带供奉神灵、祖先，习惯上使用的供品除了鸡鸭鱼肉外，还要供上号为“三茶六酒”的三杯茶、六杯酒。

陆羽死后不久就被人们尊崇为“茶神”，种茶的、卖茶的都要供奉。唐代时以制作陶人出名的巩县，就开始制作陆羽的陶制小神像，供茶农、茶商、茶坊等随时供奉。

清朝的皇室祭祀大典里，茶也是重要的角色：正月初九的“朝天忏”礼，要供“茶九盅”；二月初一“太阳供”，也要供八路三盅茶；立春迎春仪式上，供五路茶三盅；七夕大供，每一步骤都要供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