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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尘而去的女人
周佩红 发表于 2008-9-26 20:28:00
（沉闷，德加，1869 -1871，油画）
她的生活中并非没有故事。婚姻，孩子，社交圈，每日生活，点点滴滴……要是让《小妇人》的作者露易莎·梅·奥尔科特来写，必定也会风生水起。但她总觉得那不是她的故事，那只是身边平缓流淌的河水，那些小浪花从未冲击和淹没过她。她的心干枯着。
就像德加的画《沉闷》描绘的那样，她的丈夫，就是那么一个整天埋头于公务的男人。桌上总放着厚厚一叠公文或者帐薄，他的目光向它们深入，深入，已经不会拐弯。他的肩塌陷下去。他的头发谢了顶。他像是一个严肃刻板的小老头，公务员或者官员。要命的是他把这种面目带回了家，他的书房变成了办公室，他在里面废寝忘食。当她为他送一杯热咖啡进来，放在桌上，他没有转过头看她一眼。
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生活确实如沉闷的河水，以它的惯性流动着。当房间里的棕色、黑色、暗色、深色如细密的灰尘一样向她袭来时，她已经觉不出它们的重量。只是，渐渐地——连她自己也不曾察觉——她弯下腰，侧转头，形体微微地改变了。
丈夫的目光定在那些公文或票据上，像一个纸做的人。她的目光则游移着，没有地方可停留。纸其实一戳就破，不过她此刻还是让它完整，它——她的婚姻。
她曾有过的对生活的美好憧憬，究竟到哪里去了？怎么就一步步变成了这样？她有时问自己。
似乎怨不得丈夫——他每日都在履行对这个家庭的责任，辛苦而又忙碌。至于功名心（或称事业心），男人似乎都有，而且看重。
那么，怨她么？她不该对生活太奢求？还是她的魅力不足，已经不能让丈夫恢复到生气蓬勃的状态？
（包厢，雷诺阿，1874，油画）
丈夫其实仍然有生气蓬勃的时候，她知道。去剧院里观剧，坐在包厢里，他的劲头就来了。望远镜，这时髦的玩艺儿，自始至终没离过他的手和眼睛，而瞄准的地方却不总是舞台，常常溜向对面的包厢和观众席。她是个欧洲女子，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中国人对此有一句婉转的概括，叫作“寡人有疾”或“君子好逑”。但作为一个已婚女子，她对于丈夫或诸多男人的这种毛病，真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喜欢漂亮的女人，这种喜欢在尺度之内叫作“远观”，越了尺度就变成“近亵”，而它们又有一种堂而皇之的说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国人真是会找理由说话啊。她，不会也没有这么多命名，只知道丈夫正盯牢别的美眉、酥胸、玉臂看。就算背对着他，她也知道是这么回事。
奇怪，她并不怎么恼怒，至少没有预想中的气愤。如果她和丈夫仍相爱着，如果丈夫没在猎艳，而是被另一个灵魂所吸引，她的反应会激烈些吗？但事实并不如此。这时，她就端坐在包厢里，让舞台上的歌声环绕她，保护她。在忙碌地晃个不停的丈夫身边，她命令自己保持平静。
她需要这平静。真正的风暴如果没来，她就用不着为无谓的事情激动。平静——那至少还有她的尊严。
风暴，幸运而又不幸地，终于来了。它起始于一场命定的相遇，像安娜·卡列尼娜遇到渥伦斯基。河水掀起了大浪。她从此知道，生命还有另一种可能，还会燃烧，还没死。真太棒了。
她像着了魔。她没想到爱和激情的力量是这么强大，她对爱、对被爱的需求是这么深。就像重回到十八岁，她竟想时时刻刻看到爱人的眼睛，感受和确认那份爱。那也是她对生命的感受和确认吧，生命实在已被她荒芜得太久。她是在从爱情中学习爱，学习生命，了解这个世界。除此之外，她什么都顾不得了。河水变成了一片火海。
（观赏歌剧中，卡莎特，1879，油画）
她开始一个人，而不是跟在丈夫后面，外出了。她第一次向丈夫说谎，说，她要和女伴一起去剧院观剧。然后，她一个人坐在包厢里。望远镜现在到她的手上了，整个晚上，她都用它来搜寻她的秘密情人——她知道他一定在剧院里，不是陪着他高贵的母亲，就是和他漂亮的表妹一起来。她的身子甚至探出了包厢的围栏。这真愚蠢，蠢极了，但她已控制不住自己。相见的渴盼推动着她。隐藏在渴盼后面的，还有一种隐隐的恐惧——他是不是还有另一张面孔？对于爱情，他真的像他所表白的那么热烈和纯粹吗？……
那个晚上，她的包厢成了剧院里又一个舞台。许多人望着她，指指点点。照亮这小舞台的，是她的不加掩饰和控制的爱情——这盏强大的聚光灯，已使她无处逃遁。
有关她的秘密恋情，社交界其实早已沸沸扬扬，她只是不知道而已。社交界总是无孔不入，有数不清的“包打听”和“克格勃”似的，更别说那些无风三尺浪的好事之徒。无聊的人们，也正需要有这么些小点心来开心解闷。她在包厢里的这种热切——这种失态——正可使流言再起波澜。
她却像个瞎子，聋子，只听到自己心里那首倍受煎熬的爱情之歌，只顾着寻找那个可能已经不忠的爱人——就像寻找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张赌牌。她要借此知道爱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多大的亮度，多大的包容度，爱能不能打败世俗的虚荣心、自私自利心，以及，一个人的心是不是真的能为另一个人完全敞开，人和人能不能真的相知相通，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到底能爱多久？……
她在那个包厢里探出围栏的身姿，被卡莎特的画笔永远地固定了。
她让我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在看到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时，我认为，这就是她，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她陷于爱情不能自拔，丈夫卡列宁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儿子安德烈已被愤怒的卡列宁当成要挟的筹码，而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又出现危机。她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角。
（无名女郎，克拉姆斯柯依，1883，油画）
她从她从前的家中出来，怀着又一次没能见到儿子的痛苦和沮丧，坐上马车。马车夫问这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要去哪里。哪里？——在彼得堡街头的严寒中她听到这句问话，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回渥伦斯基的家吗？再次面对他冷漠的眼神？这会要了她的命。她的爱，就是她的命啊。那么，哪里是她的容身之所？她还可以去什么地方？在她眼前和头顶，天阴晦着，大雪将至，一片寒冷和空茫。
她曾经问自己：我是否过于贪婪，什么都要，儿子的爱，情人的爱？那么，这不应该吗？爱难道是错的吗？爱难道还要时时刻刻用什么尺度来规范吗？爱是能源，还是毒药？……种种问题纠集在她心头，她的心再也挤不下。她只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已见过爱情明亮光辉的人，又怎能容忍深暗的沉闷乏味虚伪无聊像灰尘、毛毛虫似地再次爬上她的背？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挽留那些光亮，让它保持足够的亮度和纯净度。但她已经精疲力尽。
想象我是那个画家。一百多年前那个冬天，我在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走着，忽然，看见马车上这个年轻女子。她的脸被华贵的黑丝绒和裘皮映衬得格外苍白，黑眉微锁，倔强的嘴紧抿着，像含着无限心事。她已经知道了爱的脆弱，人的脆弱，心里的光亮正离她而去。她的身子却还是挺得那么直，头颅昂着，只有眼睛略低垂，似正从高处俯看众生。那么我就是众生之一。我仰望她。我受到震动——不是被她的美丽，是被她的目光。那是忧伤、疑虑和悲悯、不屑相交集的目光。我听见她说——
“人，你们在为什么活？”
我呆在了原地。我感到自己的低矮渺小。我知道爱已将她打造成一个真正活过之人，虽然她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她马上就要把她的身体和头颅在滚滚车轮下狠狠地碾一遍，让血痛快地流出来，达到她所要的真谛深处。我从她脸上看到生命终极处的爱和绝望，我已不能挽留这世间难留的美人。
惊鸿一瞥。马车哒哒地驶过去。她的故事，已席卷她而去。
她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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