薏仁又名薏苡仁、苡米、苡仁。禾本科植物薏苡的果实。归脾、胃、肺经。中医用其健脾，渗湿，止泻，排脓。《神农本草经》中将薏苡列为上品药物。

    二十年前，第一次在我的中药材教科书中看到“薏仁”两个字时，我的脑海里第一时间浮起的，竟是我还是个在乡下的泥土里疯跑乱滚的土孩子时的一片谷子一样的植物：一人左右的高度，一节节的茎杆，扁长的革质叶子，结满了乳白色的果实。这些植物和果实，在我那个没有丝毫约束的童年记忆里，没有名字，没有功用。它不像蔬菜，也不像满坡的高粱玉米，被我那些世代为农的乡亲们奉为神圣。当我今天写下这两个字时，我在很认真地梳理着与此有关的记忆，或感受。但无论如何，它们也还只是“一片谷子一样的植物”而已。在满坡的庄稼旁边，它们只是在每一年里悄悄地生而复灭。在我那些为贫穷或劳累所困的乡亲的生活里，它们永远只能处于边缘——甚至，它们就干脆在乡亲们的视野之外而孤单地存在着，消失着。我现在想，如果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孩童，这片谷子一样的植物，或许根本不会存在于我的记忆里吧。

    从翻开教科书那天起，时间又过了二十年。如今我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人生，已远远不是那个二十年前对着教科书发呆的学子。在这二十年里，我曾经站在中药房的斗橱前，每天按医师写下的处方，一遍遍称取那些散发着各种气味且尘土飞扬的草药。后来我离开了，但离开斗橱的我，没有真的离开那些药草。我的生存还在依赖于它们。人至中年了，我还要不断地在文字里抚摸它们，在那些决定未来命运和生存境遇的考场上下与它们相遇，并尽可能地去熟悉它们，牢记它们。此生里，我自己也说不清是该感激它们还是从心里痛恨这些气味。因为正是它们，给了我一份相对不错的生活和的稳定的经济收入，却也正是它们，把我的生命限制在了这个狭小的环境里，无法放飞。曾经有过的青春梦想，那些在夜晚里流淌在血液里的诗歌，都被飞扬的尘土和怪异的气味遮盖起来。我怨恨过，绝望过，试图逃跑过。但一切的努力，都被生存的现实给扼制住了。这是悖论，生存的悖论。

    正是在这样的抚摸里，也一再地与薏仁不期而遇。

    仅仅是人到中年的我，从心里并不喜欢像个老者一样地陷入回忆里去。我更愿意相信我的人生还在将来。但常常，控制不住地，面对某物某事时，就情不自禁地回到从前，回到从前曾经历过的人和事里去，甚至不能自拔。

    现在每当看到薏仁两个字，我的思绪就抑制不住地回到那片谷子一样的植物里，回到那片曾经被我的童年踩遍了的乡下泥土中和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是，现在的记忆里，有那些植物，更多了在那些植物里曾经生活着的人。

    此刻，我写下上面的文字时，我的记忆时里，就那么真切地活动着一个瘦削的老人的形象。他个子很高，至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又瘦又高，脸庞黑色而沉郁。我甚至记不清他的口音是什么样子的，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并不是我们当地人，在我们的村子里，大人孩子都喊他“二老王”。他姓王，这大概是与他个人身份相对的唯一记忆了吧。

    我在试图寻找一个我能在记忆里把“二老王”保存几十年的理由。但没有。我只是听家里的大人隐约提起，他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医生。别的，诸如他为什么留在了我们的村子里，而不是像他的大哥“大老王”一样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大人们没有说，或者说过，我的记忆并没有选择而已。

    我只记得，那片谷子一样的植物，是他一个人在经营着。常常，我随大人们去田里，或下学后独自跑出去疯玩儿，都会看到个子很高但开始有些驼背的“二老王”一个人在那些植物里埋着头，或静思，或忙碌。他像对待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那些植物，为它们除草，灭虫，浇水。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那片植物才会永远那么绿，那么密，那么茂盛。而好大一片薏苡植物，就他一个人。不远处，是他栖身的一间破旧的土坯屋子。我生性胆小，所以也从没有勇气靠近过那片植物，那片植物中的“二老王”，更没有靠近过那间比我们家还破败不知多少倍的屋子。我那时候不明白的只是，他在我们的村子里有家，他的小儿子也整天和我们一起玩耍，他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么破旧的屋子里呢？大人们说，政府在让他劳动改造，也是利用他懂中医药的专长，给他开辟一块空地，让他在那里栽培中草药。我记住了那个地方叫“技术队”。

    这是在那个年龄里的我不可能弄懂的问题。那时候弄不懂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经常在晚上，他会在一天的劳动之后，出现在我们村牲口棚的院子里，很多下工后的社员们围坐在一边，他站在中间，躬着腰，低着头，很羞愧的样子。社员们轮流揭发他的罪行，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旁边跑来跑去地玩耍，并不时地看着热闹。至于那时候别人都说了他些什么罪行，我实在记不起来。反正我从那里知道，他是个坏人，是个要被贫下中农不断批斗的坏人。我也记不起在这些跑来跑去的孩子里，有没有他的小儿子。现在我想应该不会有吧。那样的时候，作为他的儿子，应该会躲在离我们离这个场合很远的地方，或者，与他的哥哥姐姐母亲一起躲在家里。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会为此而羞愧吗？还是悲愤？我无从知道。只是在另外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仍然会和我们在一起疯跑，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想到过把他与他那个坏人爸爸联系起来，一样与他一起玩“打仗”的游戏，一起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缴枪不杀”的口号……那个时候，对他批斗言辞最为激烈的，应该是我们村里的女民兵连长。她特别符合那时候电影里铁女人的形象，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半边天”样子。其实我现在能记起“二老王”被批斗，很多的原因应该是与这位女连长有关。因为她的那些反应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她不停地数说着“二老王”的“罪行”，还有一些我听不懂但在报纸上常常见到的批判话语，不时还过去使劲地按一下他已经低垂的头。说到激动处，甚至抬起她的脚，狠狠地踢在“二老王”的腿或什么部位。而这一切，周围的社员们莫不认为理所当然，还会为此而响起热烈的掌声。被批被踢的“二老王”面无表情，只是把头垂得更低，更低。几十年过去后，那位女连长也早为人妇人母甚至为人祖母了。我回乡探亲，偶尔相遇，我也按乡亲的辈份恭恭敬敬地喊她一声“婶子”。其实只长我10岁多点的这位“婶子”，现在看上去已经很苍老，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下老女人的样子，正在安享她儿孙绕膝的天伦余生，全然没有了当年铁连长的风采。

    我十几岁就离开村子外出求学。“二老王”什么时候离开了我们村子我已无从知道。只听说落实政策后，他到了我们的省城里，在我们省的中医药大学做了教授，但因为他年事已高，很快就退休了。他的大哥“大老王”也与他有了联系，至于是否见过面，我不得而知了。他的几个孩子也都在省城安排了工作――我想，由于他们受父亲所累，都只是上到初中毕业就务农在家，怕是在省城，也只能被安排进企业做工人了。而后来的下岗大潮，按他们的年龄算来，如果没有意外，他们恐怕一个不剩地被这股潮水淹没了。他们的余生很有可能会在那些专为下岗失业人员开辟的城市夜市里打拼吧？只有他的小儿子，我还知道是到省城后因为年龄小，学会了开车，进了公交公司，做起了一名公交司机。上世纪80年代末我来省城谋生后，就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次乘坐公交车，都会特别留意男司机。其实是心里抱着某种明知不可能的希望：在驾驶座位上，会突然看见我那位儿时的玩伴！但二十年过去了，那些座位上的司机由年老变年轻，我寻找的目光却一直是怅然的。

    此刻我只能说，“二老王”，一个黑瘦的老人，一个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被批斗的“坏人”，和一个后来的教授，在我的记忆和生活里并不真切。真切的，只有那片谷子一样的薏苡植物，和在那片植物里或埋头沉思或独自忙碌的孤单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