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
关于五四运动，称誉的文章写得太多了。本文不准备继续歌功颂德，而是侧重反思五四和超越五四。毕竟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九十周年，如果今天的我们还停留在九十年前的水平，那无论如何是愧对先辈的。
五四运动以青年为主力军，青年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正反映了五四的特点。青年如初升的太阳，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理论有余而经验不足，率性有余而平稳不足。五四运动，在消除历史成见的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新的成见。五四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本文就从这两个方面谈起，请读者诸君指正。
一、用“理性”超越“科学”
五四先贤其实不太懂科学的。五四先贤大抵是文人出身，对于数理化可说是不知其所以然，对于科学背后的理性精神更是知之甚少。五四先贤对于科学的定义和理解，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不少的成见。
首先，科学并不仅仅只是技术，更重要的是科学背后的理性精神。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把科学当作一种工具，却还少有人将其当作一种精神。这种科学精神体现的是：人类对于万事万物背后的原因、规律、法则有一种持久强烈的兴趣和追寻。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其次，科学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力，科学是不断地进步的，同时科学始终有它的局限性。然而，五四以来，我们却将科学当作了最终的封闭的完全的真理。于是，有了这样的词“不科学”。比如我们经常说“中医不科学”，一个理由是中医的经脉在当前的仪器下观察不到。然而，今天检测不到，未来一定观察不到吗？如果这样推理的话，那么当时的牛顿会说“相对论不科学”，今天的我们也会说“没有外星人”。今天检测不出经脉，我们只能说“在当前的科学条件下，观察不到经脉”，至于“有没有经脉”，那是当前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完全可以置之不论。
第三，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兼容的，并不是你死我亡的关系。在理论层面，康德很早就论证过，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兼容的。在实践层面，西方世界很大比例的人都是基督徒，甚至很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基督徒。科学与宗教侧重不同的层面，科学侧重于物质，宗教侧重于心灵，正好可以互补。
第四，科学并不是万能的，所谓利用科学来征服大自然，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人类。科学而不理性，只能滑入科学主义。科学而理性，正是所谓的科学精神。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只有低下狂妄的头，重拾久已丢失的理性精神，反观自身的有限性。和谐自然，而不是征服大自然破坏大自然。
二、用“慈悲”超越“民主”
在我看来，“民主”的深层精神正是慈悲的精神。如果民主而不慈悲，往往会演变成坏“民主”。
首先，多数人可能会导致暴政，可能会导致对于少数人的压迫。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因为“败坏青年”的罪名被多数人判为有罪。再举个例子，大多数的人可以通过投票的手段剥夺少数人的财富。多数人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但是多数人还想着通过民主来获得不当的利益。当欲望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当他人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很难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而慈悲精神，正是站在他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以一种全面的眼光来思考问题。
其次，精英治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少数人也可以压迫多数人。关于精英治国，要分析的是何为精英？武力至上者为精英？权谋至上者为精英？财富至上者为精英？地位至上者为精英？哲人王为精英？仁王为精英？我们到底用什么来定义精英？我的看法是，用“理性与慈悲”来定义精英。因其理性，可以审时度势做出判断。因其慈悲，可以公平公正无害他人。
第三，有人或许要说，现在世界上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以上这两种简单的制度。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还是要由人来设计，由人来执行。既然是由人来设计，由人来执行，就还是会有不平等与压迫的存在。不平等的根源在哪里？还是我们的心不平，还是我们的慈悲心不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
第四，民主是和平的对话，而不是暴力的对峙。然而，恰恰是五四运动，却也出现了暴力的一面。背后的理由是：为了前方美好的目的，可以使用暴力非法的手段。我不相信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带来的往往是更多的暴力。人类的行为往往有一种惯性，经济学家们称为“路径依赖”。过分地使用暴力，就会对暴力产生“习惯”，对暴力产生“路径依赖”，凡事喜欢动拳头来解决。当外部对象消失时，这种暴力依赖会回过头来危及我们每一个人。而慈悲精神，正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的使用。
三、结束语
其实，真正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理性与慈悲”。本文认为继承五四精神，就是要继续发扬“理性”与“慈悲”。在我们中国，这两样都是紧缺资源。我们爱智慧吗？我们追求理性吗？我们如何辩论？我们逻辑严谨吗？我们爱慈悲吗？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吗？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吗？人与人互相关心吗？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先贤和五四运动！
2009年5月4日于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