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正思考各种矛盾和意义的时候，儿子降生了，活动暂停，一个现成的“意义”摆在面前。儿子得的第一个奖状，是无偿捐献脐带血，红彤彤，很热烈的小本子，比爸强多了，他从未得过奖状。王拖拖突然迷恋上了听口哨，他爸正加紧练功，难度很大。除夕夜，小区的鞭炮很疯狂，王拖拖彻夜难眠，家长也彻夜难眠。收朋友短信，说你2010很有生产力嘛，生了个儿子，出了本大著，做了档新节目。其实惭愧，儿子和节目都不是我亲自生的，书也是早前生好的，只是面世迟了，盘点一下，其实去年没干啥。栏目开年会，要王拖拖的“才艺表演”视频，除了会哭，他会啥呀。本想添些母子逗趣和美女主持骚扰儿子的照片，一想这世界多乱啊，隐私还是重要的，作罢。拖拖是小名，大名折磨了他爸两个月，有学问的朋友们也帮忙支援各种字，他爸看得晕，那些字复杂得估计他十岁也写不对。最后，他爸公园跑步时惊飞一群麻雀，灵机一动取了个“弋”字，一来笔画简，估计他两岁前会写，二来希望他人生轻盈些，飘逸些，像鸟，或游或飞。不过他爸以为简单的事别人可不以为然，办出生证明时，医院的阿姨就皱着眉半天敲不出这字，但愿以后幼儿园阿姨都识得这字，别对拖拖同学皱眉头。今年大年初一，阳光灿烂，他爸趁王拖拖熟睡偷偷抱篮球去公园玩了会，一年没碰球，这不是过年了嘛。以上话，临时模仿了他幽篁姐姐写猫的口吻，差得太远。恭祝大家新年好！不一一拜年了！

肩摩毂击众争趋，锣鼓喧天达回衢。
最是儿童喜欢物，空竹喇叭大葫芦。
                       ——《厂甸竹枝词》

   1

若问老北京人：农历新正的头等事是啥？

恐怕异口同声：过大年，逛庙会！正如《厂甸竹枝词》中所唱：“一元复始报春晓，厂甸游人迤逦来。但见街头陈百货，准知吕祖庙门来”。

庙会初叫“社祭”，辽代称“上已春游”，它源于庙前定期的宗教活动，渐渐人气兴旺，由庙扩市，成为兼祭祀、商贸、欢娱于一体的大型民间集会。

北京寺多，庙会亦多，史有“八大庙会”之说。张中行先生忆道：“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庙，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护国寺，几乎天天有；加上正月初一的东岳庙，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你会说北平真是庙会的天下。”（《北平的庙会》）#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而作为春节盛市的厂甸庙会，更与金陵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并称中国四大庙会。

厂甸，本是城南一条小胡同（现宣武区南新华街路东），辽时叫“海王村”，元明曾在此设官窑烧琉璃瓦，“琉璃厂”始有名，窑前散地即被称作“厂甸”。附近有3栋庙——火神庙、吕祖庙和土地祠，因香火兴旺，且都在正月开庙办市，百姓烧香求签的当儿也顺便赶集购货，久之，这一带的摊点便连成了片，且有了个更大的名号：厂甸庙会。

清光绪年间的《厂甸记》中道：“平时空旷，至正月则倾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途。”

2

厂甸庙会始于明嘉靖，兴于清康熙，盛于乾隆。对其盛况，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描述道：“每于正月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编笙歌，宝马香车游仕女。”

吾生亦晚，追不上老辈的厂甸庙会，但30年前齐鲁乡下的春节大集（当地叫“赶春会”），我记忆犹新，作为一年生活的最高潮，其热闹和缤纷，其赐予一个小儿的欢腾，堪用“梦牵魂绕”形容，加上逛过新版厂甸，揣摩起它的昔日风光来也算有谱。

据我的经验，庙会最诱惑孩子的，是“耍货”，即玩具。清人孔尚任在《早春过琉璃厂》中说：“其余吹器多，葫芦声鼓荡，画角仰天鸣，冰柱抽一丈”。招摇过市的冰糖葫芦，猎猎作响的大风车，嗡嗡嘤嘤的的抖空竹，乃著名“老三样”。其余更是琳琅：琉璃喇叭、扑扑登儿、风葫芦、江米人、吹糖人、小鬃人、彩面塑、花脸、胡子、泥鸟登枝、鸡啄米、转花筒、竹节蛇、纸蝴蝶、布老虎、玻璃瓜果、彩绘蛋壳、蜡鸭子、袖箭、弹弓、竹木刀枪、手推蝴蝶车、秸杆或砖料做的楼台殿阁、各式花炮、灯笼、风筝……

齐鲁距京不远，民间手艺相近，故上述玩意儿我大多都熟，也在“春会”上买过，一玩即大半年。遗憾的是，伴我童年结束，在老家，这些玩意儿便和“春会”一起蒸发了。所以，当它们魔术般从北京的新版庙会上变出来时，我激动不已，若故人相见，若大街上忽遇发小。当然，它们今非昔比，少了点土气和野性，多了股洋味和时尚，且有了个新名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来展演的，作为“纪念物”供人怀旧的。即便如此，我亦满足。

望梅止渴的满足。

和由模具锻压出来的化学玩具不同，这些耍货——草编、纸扎、木凿、泥塑、布艺，都彰现了农业时代的品格：植物性、乡土性、手工性、个异性。耍货的快乐，是农桑技艺揉捏出来的，是心灵手巧剪裁出来的，是和花果蔬菜一样——由大自然和农家院土生土长的。无论材料、属性、机趣，还是生产和买卖方式，和现代玩具都迥异。

其实，“年”本身即农历，即洋溢着草木和莽野气息。细品你会发现，农业出身的耍货，和“年”竟那般神形匹配、气味相投，有一种深沉的默契。

    耍货令小儿痴迷，也让成人沉醉。正月的厂甸，是老北京的童话。在这儿，每个人都成了孩子，每个孩子都领到了朝思暮想的玩具。

3

庙会小吃更是繁多，甜咸荤素麻，烙烤蒸炒煮：艾窝窝、炸三角、豌豆黄、煎灌肠、炸酱面、羊霜霜、焦圈、薄脆、凉糕、扒糕、年糕、枣糕、八宝茶、杏仁茶、老豆汁、炒肝、爆肚……连这条街上的空气，都成了免费大餐，让人徘徊连连、颊齿流香。

和现代人逛商场、泡酒吧、进游乐园不同，庙会的吃喝玩乐，堪称大街上的“嘉年华”，是露天的快乐，是摩肩擦背、拥搡挤推的快乐，是无须门票、任意领取的快乐。

旧厂甸最有名的，还数东西琉璃厂街的书肆，荣宝斋、一得阁、戴月轩、博古斋、宏宝堂……使得它在京城八大庙会中有“文市”之誉。

明清两朝，厂甸附近会馆云集，赶考的文人扎堆于此，至乾隆38年，《四库全书》编撰开馆，召2000多士子参修翰林院，更使得这儿书肆林立，多时近200家，经营经史子集、旧书善本、金石玉瓷、碑帖字画、纸墨笔砚、篆刻章料……《北京风俗杂咏续编》语：“新开厂甸值新春，悦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多是读书人”。在厂甸庙会的热闹中，书摊的份量尤重，既有琉璃厂店铺的，也有外来练场子的，包括著名的三槐堂、宝书堂等。

因了这份文气和雅性，历代名士与厂甸缘份颇深。史家孙承泽住附近的后孙公园胡同；诗人王士桢住火神庙西夹道；“布衣御史”朱彝尊住海柏胡同；梁梦龙的梁家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孔尚任的岸堂、李渔的芥子园，及钱大昕、罗聘、李文藻等故居，皆环左右；梨园的程长庚、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裘盛戎等，也衔此为邻。

鲁迅寓京13年，有日记可查的逛厂甸即40余回，每年庙会更不曾拉下。徐悲鸿、老舍、齐白石、张大千、胡适、郑振铎、张伯驹、朱自清……都在琉璃厂的书阁瓦肆间，留下了身影。

遗憾的是，如今的琉璃厂经一番豪华修葺和招标，小的书铺已飘凌至潘家园了。新版的厂甸庙会，已显得文气大伤，倒是吃喝占了上风。加上“耍货”数量有限，“展”“演”目的远大于“销”，往往几日内便货尽摊散，所以我建议您趁早去，晚了只能喝豆汁了。

4

老北京有谚：大年三十熬一宿，正月初一扭一扭。

这“扭”，说的便是赴庙会看耍戏。由于北倚前门大栅栏、南衔天桥场子（皆为老北京最闹处），厂甸便引了大批江湖把式和艺人来凑趣。《都门竹枝词》中说，“琉璃厂上好风光，旱地行船小作坊。”描述的即庙会一景“跑旱船”。其它的撂地和曲艺更不胜枚举：中幡、摔跤、秧歌、高跷、跑驴、太平鼓、舞狮、京戏、皮影、木偶、西洋镜、拉洋片……可谓观者如潮、人气冲霄。

古玩字画，吃喝玩乐。400年了，厂甸庙会以雅俗共济、商娱相融之特色，充当了京城百姓的狂欢节。这条地图上不起眼的街道，平日寂静，一俟正月，即幻化出神奇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盛大缤纷的万花筒：孩子的玩具，百姓的口福，文人的雅兴……都在里面。

它是老北京人对自己一年劳碌的最大犒赏，它把攒了一年的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把憋了一年的乐子和欢劲——全撒了出去。

5

作为由祭而生、傍庙而兴的民俗，现代史上，厂甸庙会与其它传统事项一样，几经沉浮——

民国7年（1918年），市政当局正式批告：以厂甸和海王村公园为中心，正月初一开市，十五结市。由此，它成了京城唯一的官设春节庙会，步入全盛期。即便最萧条的1945年，客流量仍达20万人，站驻京人口五分之一。1949年后，虽经济转为官控模式，但自发的厂甸庙会依旧红火。从1960年始，生活物资匮乏，加上修路，它曾歇息3年，待1963年重启时再次火爆京城，客流逾400万人次。“文革”后，随着对佛事和民俗的封杀，所有的庙会都消失了……

它的再次回归，是2001年。

30年，足以作古多少人和事？足以流逝多少地点和记忆，足以让多少东西面目全非？

在高厦林立、庙影消殒的今天，庙会——更多变作了一场摹旧仿古的演出。从气象到构造，它都不再是真实的生活现场，而是以展览和怀旧的姿态进入视野，进入了时尚序列。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心态都不同于旧时，“过大年，逛庙会”这一古谚，在今日语境中，多少有股祭典的意味了。

即便如此，只要在京，逢正月我还是要去的，去赴这场约会。毕竟，透过这条复制的大街——犹如时空隧道，让我重温了一个古老童话，让我与祖辈们的快乐不期而遇。

6

变和巨变是一种意义，不变和少变也是一种意义，甚至是更大的意义，蕴含珍贵的未来价值。

何为“文化”？说到底，即拖时代后腿的东西，即“落后”的力量和“向后”的价值，即一辆车的后视镜、刹车系统和减速装置。当你奔驰太快或拐弯时，它提醒你慢下来，看看来路，看看沿途，想想身世和为什么出发，接下来如何更稳健、更安全、更均衡……

所谓的“经典”“传统”“习俗”，也是这道含义。皆意味着一份古老的生活契约和家史，一种光阴深处的沉静和定力，一套与“现代”“时尚”反向的价值和逻辑。它们承载着风物、日历、基因、记忆、祖祖辈辈的生存故事，它们告诉你“你是谁”，提醒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某种意义上，只有“文化”，才永远时尚；只有“古老”，才永远年轻；只有“陈腐”，才永远神采奕奕。

而真正的文化，并非陈列在纪念馆里，也不在博古架和展览会上，那不过是亡者之骸，它应该是活的，活在原来的地点，活在人的日常习惯中。它的载体不是档案和文献，而是人的呼吸、体温、脑海和举止。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应像晨钟暮鼓一样，时常响起历史老人的咳嗽声；应有能力收留、维系和传递一种“不变”，其真正考验的，并非政府的投入和保护（那只对遗址有用），而是来自民间的热爱、秉持和消费，及民间精神的自信与定力。

张中行说：“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北平的庙会》）

先生又说，“庙会使人们亲密，结合，系住每一个人的心。”

是啊，无庙会的春节，即像漏了馅的饺子，寡淡乏味。

有了这红红火火、大俗大雅的闹腾——农历大年才有了活性，才有了喜庆劲。有了满眼的冰糖葫芦和风车，有了冲霄的锣鼓与吆喝，这正月的京城，才有了容光，有了精气神。

写于2007年

十年前购自山东老家的泥巴狗

问：在您心目中，文化是什么？如何看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答：文化，在我眼里，就是祖祖辈辈积攒下的那堆东西，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正是这个宗，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没有它，我们就不知自个儿是谁。

较之通常说的“发展”“前进”，文化即拖时代后腿的那股定力，那个尾巴。它是一种反向力，是一种制约盲目、防止脱缰的力量。汽车有加速和油门系统，更有减速和刹车装置，文化即后者。它类似松鼠的尾巴，拖着你，纠正你，给你压阵。没这尾巴，你的跑、跳、变向、稳定性，都有问题，你会没有前途。

文化的特征，一是老，二是慢。

老就是古老，它帮我们收藏光阴和记忆。有个词很贴切，叫“古稀”，越古的东西越稀少，光阴把它们淹没了。老建筑、老街区、老字号、老报刊、老电影、老唱片、长者、古董、博物馆、线装书、繁体字……都是“老”的载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够老，老东西太少，超乎正常的少。我们的很多“老”都是非正常死亡，现代中国的破坏力太强，尤其1949年后，“破旧立新”和“反封建迷信”，把无数珍贵的“老”扔进了废品站和火堆里。如今，城市乱改造也是个悲剧，很多“古”被铲倒被篡改，建起了复古街。还有文言文和繁体字，没有哪个民族，它一百年前的母语竟需要翻译和注释，论国学和传统，大陆百姓和学者比台湾差得远，人家更像“国人”。

慢就是舒缓，即耐心、从容、对细节的迷恋。纸质阅读意味着慢，鸿雁传书意味着慢，笔墨纸砚意味着慢，手工馒头意味着慢，长篇小说意味着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快、太匆匆、太日新月异，来不及停驻，来不及凝神，一切进入了快餐年代。那种慢慢读一本书、慢慢写一封信、慢慢爱上一个人的生活，正越来越远。

我们停不下来，只好以“更快”代替快，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来屏蔽我们的挑剔和疑虑，治疗焦虑的药方竟然成了——再快点，快得让自己来不及焦虑！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件事：墨西哥的山地民族有个规矩，上山途中，无论累不累，走一段即要停下休息，理由是“走得太快，人会丢了灵魂。”近年，欧洲兴起了一种“慢生活”运动，不是倡导慢，而是试图恢复生活本来的样子，正常的样子。慢，是一种节奏，更是一种美和秩序。

文化虽然老，却是最永恒的时尚。在一篇文章中我说过：“变和巨变是一种意义，不变和少变也是一种意义，甚至蕴藏巨大的未来价值。”文化就是一种不变和少变的东西。

将来，世界会变成怎样的呢？许多年前，朋霍费尔预言说：“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瑕，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

这是很乐观的憧憬。但愿别辜负它。

问：近年来国内兴起了“国学热”“诸子百家热”，从央视的《百家讲坛》到各种出版物，从传媒到民间私塾和国学课程，您怎么看？您对诸子经典是什么价值判断？

答：相关话题，我前面好象提到过一点。

单就国学，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国人需要精神秩序和资源，心灵上也有一种要和当代拉开距离的冲动。面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价值观混乱和人生游戏的诡秘，很多线索和逻辑要厘清，大家需要一点答案和佐证，需要几句朗朗上口的话——好让游荡的精神有所搭乘，有所倚靠和归附。我们自己虽有思考，也有私下的答案，但毕竟太孤独了，我们的精神和答案都太孤独了。我们需要和某种遥远的事物相遇，从而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更有安全感和落定感，如此，那些精神答案在形式上才更稳固，更方便持有、保养和言说。我有一篇刚写完的文章，叫《你在古代要有几个熟人》，说的大致是这意思。

我床头常放一些古人的书，我喜欢看《诗经》，觉得它有点像那时候的社会新闻或副刊故事，它写得很老实，接地气，不装，不端着，很松弛。读它你觉得心很安静、很自由。我也喜欢明清小品，那时说话和现在有点像了，很随意，也不端着，且笔墨不再那么俭，体量宽松了，像穿睡衣的感觉。

对诸子经典的价值，我说不好，缺乏深入研究。我认为古代书写有其特殊性，用字非常省，别忘了人家是用竹简刻字，字库数量也有限，这使得每个句子都变成了一个富饶的信息库，潜量和潜能特别大。当一个人说话比较多的时候，信息趋于晴朗，但寓意减少，同时会出错。但当我只说一句时，此话的可阐释性、内部空间就特别大，所以你会发现，古人那几摞书简，简直成了聚宝盆，可供无限地挖下去。每个时代和个人都可据自己的需要和精神倾向，生产附加值……就像《红楼梦》出来个“红学”一样，那是立方级的信息倍数。

先人一句话，10个后人会讲出10个意思。我看今人讲圣贤，更多感受到的是时代的精神需要，是个人的需要，缺什么，就打着灯笼去找，总能找到的。其实，古代社会的复杂性，无论政治格局、社会信息、生活游戏和逻辑，都大大简化于今天，你要用他的智慧破解今天的复杂，我觉得不对称。所以在我看来，与其膜拜诸子的深刻，不如欣赏彼时的天真和精神的纯美。你不觉得孔子很天真吗？天真也是伟大啊。

我们今天丢的贵重之物里，有一件就叫天真。

先人很了不起，他用天真造了一部天书。当然，你不妨把它读成深刻，读成权威，读出暗流汹涌和指导性的东西来，你是你自己的获益者，这有点像修行。他们的书都是有气场的，如风光霁月，能激发后人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置身其中，如同沐浴，心灵在洗澡。

至于《百家讲坛》，我觉得就是一档节目吧，不用太费心思琢磨其背后。它在既往选题和风格上搞自我繁殖，是因为尝到了甜头，而且被允许。它想突破，但可能不被允许。我常在吃午饭时把它当收音机听，但它有个毛病，就是太啰嗦，它把目标人群设计得太低，且耐性太足，时长和有效信息也往往不成比例，有点折磨人。

对电视讲坛的未来，我倒有一点期待，那就是像旅美学者林达夫妇的那些书，能变成讲稿就好了。那时，我将为它鼓掌。

问：是啊，信仰本来就跛足，加上人心不古、民间契约又给弄丢了，若法律这只仅剩的拐棍再不运转好，那人间秩序就麻烦大了。

答：道德危机的一大表现，就是信任危机。无奈，老百姓只好假惺惺地去信任司法，献媚于司法，请司法来当老大。但是，那“走穴”赶场的中国司法、那人满为患、成本高昂的中国司法、那自身不保、劣迹斑斑的中国司法，能应付过来吗？能仔细接待每个求助者吗？

媒体不是天天报道民工讨薪难、民工“跳楼秀”吗？为什么被欠薪？因为债主良心死了，道德死了，信用死了。为什么要跳楼？因为法律成本太高，只能用“创意”来吸引注意力，借影响力来碰运气，因为地方政府只在乎“影响”。久病成医，现在弱势群体也很会把脉。#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西方有句话，叫“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在我看来，非正常路径换来的正义一样为非正义，至少是不足值的正义，含金量低的正义。去年河南，一个叫张海超的尘肺病患者，在百告无门后，不是演出了“开胸验肺”的一幕吗？企业责任方百般推诿，劳动部门和医疗机构不作为，最终就只剩华山一条道，而且这条道，也是因惨烈至极，才吸引了媒体，才有了政府的垂直干预。这就是一桩工伤诉讼案的长征路，其成本之高昂、之严酷，堪称惊天地泣鬼神，乃至“百度百科”中留下了一个类似成语的辞条：“开胸验肺，原指通过人工手术方式把胸腔打开查验肺器官，后特指因为阶层关系无法保全自己受损的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行为。”

“开胸验肺”，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公众对制度的思考，促使政府紧急强化对职业病鉴定的监督和相关司法实践。可《职业病防治法》已有10年啊，它是要改进和补漏，但另一问题是：若有限的法律能及时且积极生效，若厂方的道德亏损不那么严重，公正也就有机会得到最初和最起码的维护。一个法有漏洞，就再出一个补丁法，层层叠叠起来，就滴水不漏了吗？再好的法也由人来执行，谁来监督司法实践和法律的解释？而且，舆论压力下的“运动式执法”“突击式执法”，实际已影响到法的尊严和信用。

有一个说法是，立法的前提应假定人性是恶的，即著名的“坏人理论”。没错，该逻辑用在立法初衷和设计起点上，我完全同意。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只对法提要求，从不对人提要求；这样，在法律不到位之前，“坏人”就有太多的机会，而“好人”几乎得不到任何机会。任何法律，都有阶段性局限和天然极限，而唯一可弥补它、甚至超越它的，即道德，即人性的积极。

这些年，随着制度意识的觉醒，我们对法的热情空前高涨，所有新闻、大小案例，我们都惯于用法的视角去打量、去究问和质疑，这很令人鼓舞。但同时有个现象，那就是：一件事的结束，往往到“法”就为止了，我们的全部诉求都在于法槌以期待的方式落下，注意力就停在了这儿。然后是欢呼，是宣布一件事的大功告成和圆满结束。

我的疑问是：法胜利了，人就胜利了吗？法的胜利，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吗？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把最近看到的两个小故事，说给你听听——

一件事情的长度

第一个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沭阳的4个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持刀杀害了户主德国人普方（在一家中德合资企业任职）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不久，4名凶手被捕，被判死刑。

在法庭上，普方的亲友们见到了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根据他们的想象，凶手应是那种很凶悍的家伙，可实际上，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几个孩子。据审讯供述得知，他们并非有预谋杀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本想偷窃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空无一物，于是转到隔壁普方家，其行为败露后，因言语不通，惊惧之下，他们选择了杀人。

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案情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她说德国没有死刑，而且她觉得，新添加的死并不能改变现实。在中国外交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回应是，“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

事情到这儿本可以结束了。法律走完了全部程序，正义得到了中国式伸张。但故事没完，才刚刚开始——

当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注册了一家以“普方”命名的协会，宗旨是救助江苏贫困地区的儿童，改变他们的生活，给予良好的教育。到今天，这一活动默默持续了9年，超过500名贫困孩子被帮助。

此事的缘起是庭审中的一个细节：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受过良好教育，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一个做过短期厨师，一个摆过配钥匙的摊位。“如果有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未来和机会。人生若有了机会和前景，人就不会想做坏事，他会做好事。”“普方协会”的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这样解释。作为一名公司主管，万多明本人就生在乡下，家里并不富裕，正因为德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他才有机会完成学业。

“若普方还在世，他们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协会创始人、普方的朋友朱利娅说。在她印象中，普方一家都是热心肠，在南京做过许多善事。

“这样做不是为了获得感谢，我们不要求任何回报。”朱莉娅说。迄今为止，大部分孩子并不知道谁在帮自己，他们只会感谢生活本身。

不久前，这个故事才被中国媒体发掘出来。讲述时，标题中不约而同用了“以德报怨”。其实，我不觉得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恨谁，不存在“怨”这个东西，也不存在“报”这个动作。他们是信仰使然，爱使然。所谓恩怨，是中国文化下的语境和逻辑。

第二个故事。

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发帖人有个题目：《跑步和骑自行车的小道——乔纳森纪念小道》。大意如下：

我住的小镇，有一条专供跑步和骑自行车的小道，道边有牌子写着‘乔纳森纪念小道’，心想可能是某个富人捐资建的吧。一次偶然，见小镇办的报纸上提到一个叫乔纳森的男孩，小道竟然是纪念他的。带着好奇，我翻出前几年的报纸，终于知道了来历。

1997 年一个阳光夏日，谢丽尔12的小儿子乔纳森要求骑自行车，得到30分钟的许可，但要由14的哥哥马修陪同。孩子们与妈妈拥抱后，戴上头盔出去了。20分钟后，电话响了，马修打来的，他声音紧张，说弟弟受伤了。

乔纳森颅内受伤。医生说，他对如此严重的内伤很担忧。次日凌晨，乔纳森病情恶化，正一点点离开陪伴他的家人。有人问谢丽尔，愿不愿意捐献器官，她开始说没想过，但后来主动询问。谢丽尔回忆说：“我想知道每个细节。作为母亲，我努力为孩子做可能的一切。现在，医生护士已不能再为我儿子做什么了，也许，我儿子可为别人再做点什么。”

在宣布脑死亡后，一家人与乔纳森告别。然后，手术医生走进来，告知他们，乔纳森将挽救四个危重病人：一个心脏病人，一个肝脏病人，两个肾脏病人。

乔纳森走了，但家人无时不想念他。谢丽尔说，这种感觉是平静的。他们虽有很好的防范，包括头盔，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这不是谁的错，不要恨自行车和头盔制造商，不要恨那条路，也不要恨乔纳森要闪躲的目标，唯一要想的是如何让其它孩子得到安全。她萌生了一个念头：建一条与汽车分行的自行车道！

首先是筹资，小镇热情很高，第一次就来了700人。接下来是用地，要把所有住宅区和公园连起来，会占用不同拥有者的地产，政府的、企业的、私人的。谢丽尔一家及支持者们，有空就去拜访土地拥有者，最后，所有土地都得到了捐赠。

小道目标是22英里长，现有11英里，刚好一半。虽然慢，但大家都在努力，大家都相信，愿望会实现的。

你知道两个故事最感动我的是什么吗？

它让我看到了一件事的长度——它能延伸多长。

它不像我们想象和经验所知的那样：以恩怨情仇为逻辑，以事故赔偿为悬念，以官司输赢和判决执行为句号。一件事在他们那儿远未结束，竟延续出了那么多的“后来”，且都以珍惜现在、宽待他人、热爱生命、纪念同胞为主题……

它让我看见了未来，看见了活着的人应怎么活着，而非只为死者求公正或复仇。两个故事都涉及法律，但都超越了法律。

因为，法律不是生活的目的，远远不是。

问：非常感人！我感觉到，尽管故事之前您说了那么多法律和道德的现象冲突，但在实质和本体上，您并不认为二者矛盾，并不存在价值对立，它们都应该为一个更大的东西服务，那就是生活本身。是这样吗？

答：没错，你这样说让我长舒了一口气。

法制的理想很好，但别试图把一切都交给法律托管，像寄宿幼儿园那样。追求法的同时，别忘了追求一个充满爱和宽容、彼此信任和习惯帮扶的世界。

对待一个有病的时代，制度和法律疗法就像西医，快速有效，针对部位；而道德和文化疗法则像中医，循序渐进，针对通体。

广义地看，法律意义的源头就是道德。二者是彼此亲近的，只是法律更公共，载体是国家和社会，道德的载体是个体和人生，但它们都和信仰有关，都基于对秩序的追求。你知道，美国司法系统的顶端是号称“镇国之柱”的联邦最高法院，它由9位终身制大法官组成，拥有对司法的最高解释权和审查权。大家每次提到他们时，几乎不约而同地会使用“德高望重”一词，而最高法院门前也镌刻着《圣经》一句名言：“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很有意思，按说“德善”不属制度和理性范畴，用在严肃和刚性的法官身上有点不合适，无助于法的力度和权威，但相反，美国人更愿意相信：真理亲近高尚者！只有道德之人才能不误解法律。他们相信道德愿望和法律诉求在最高点上是会师的，即使这个机会肉眼看不到，高尚者也能在上帝帮助下巧妙地接近和抓住它，从而减少法律遗憾。

另外，除大法官这个高端设置，还有一个低端设置，也隐约显示着法律对道德的邀请，那就是陪审团制度。你知道，陪审团的成员，并非精通法律之人，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难免会“感情用事”。在我们的法庭上，若一个被告痛哭流涕讲童年的不幸、以示这段阴影如何影响了后来，讲某年某日曾救起过落水儿童、年迈的父母如何可怜等等，这在法官眼里是无效的，所谓“法不容情”。但在美国法庭就大不同了，即便不影响法官，但会影响陪审团。那么，为何精通法律的人要采纳乃至服从于普通人意见呢？这一设计的逻辑是：让大多数人满意，才是法律追求的结果。法律不能为法律而法律，它要为人、为生活服务。

法律本身不是正义，它只是在追求正义的路上。法律很复杂，正义很简单。

 如果我说我们对它既是不能忍受的、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你会理解我的意思吗？ 

——萨特

 1

19世纪的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段让人隐隐动容的话。

他的指向是法国大革命。起先，我以为这样的评语只适于精神激昂、大变革和大撕裂的时代——分泌的希望和绝望同样多、创造力和破坏力同样大。但现在，我改了看法，觉得它几乎匹配任何岁月，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现世发出类似感慨。#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前几天，接受一位独立制片人采访，地点是明城墙旁的酒吧，当被问“你怎么评价这个时代”时，狄更斯的话猛然在空气中一闪，像玻璃片的反光，我本能地眯起眼。朋友说，你眯眼的样子像是皱眉和闪躲，又像憧憬或陶醉。

那个寒风尖锐、但有阳光和红茶的下午，我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两个“最”，说明逻辑的极度矛盾和混乱。但感情上，我们没理由不爱现世、不支持和肯定当代价值，因为我们只有它，我们的摇篮和坟墓、生涯和意义都住在里头——就像蚯蚓淹没在泥土里。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它，献身于它了。

俄国乡村诗人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哀鸣：他生得太早，或太晚了。

我以为，这是句悲伤过度的话。其实，每个人都生逢其时，每个人都结实地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厌恶与赞美、冷漠与狂热、怀疑与信任、逃避与亲昵中完成了对时代的认领。

更何况，每个人都从周围人堆里找到了恋人、情人、友人，都娶了当代某女为妻，或以幸福名义嫁给了某男，而对方，恰恰是时代的分泌物。

当你说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爱这个时代。

除了爱，别无选择。连敌视和诅咒，亦属同样感情。

2

采访中，对方还提了个有趣的问题：能说说“世界”的含义吗？

我犹豫了下，断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世界是谁的？人类的吗？不，世界至少有两个组成、两个系统：人间和“非人间”，或者说社会与自然、文明与荒野。前者是人类自身的成就，诸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一切文明范畴，这项成就史尚不足万年；而后者乃大自然成就，即原始地理和物种繁衍，诸如山岳、湖泽、沙漠、冰川、海洋、生物、矿藏、气候，其历史已达46亿年。可你细打量，即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围绕我们身边的，几乎全是人类自己的成就：城乡、街巷、交通、社区、学校、医院、银行、商场、法律……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

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有个最新的科学推测：正是19亿年前某瞬间猝现的一种可用阳光生产氧气的细菌，激发出了植物和生命，并彻底改变了地球进化史。而这记瞬间，偶然得不能再偶然，脆弱得不能再脆弱，堪称一个荒唐的奇迹。

许久许久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犯了个大错：想当然地以为世界即人间，即人类领地和家园，实则谬矣，人和万物一样，只是地球的匆匆过客，投宿而已。人不是地球业主，只是它的孩子，和草木虫豸细菌一样，受地球抚养……你可以视地球为家，但须看到它也是老虎狮子和一棵草的家，它不止你一个孩子，而且在它眼里，所有孩子都是平等的，一视同仁。也许它无法阻止你去侵害别的孩子，但会颁布最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当它的孩子越来越少时，人——这个野心勃勃的物种也将面临末日，或精神上孤独而死，或肉体上被烈日席卷、缺氧窒息……在自然伦理上，若不能克服“人本位”“人类中心论”，人终将死于自己，死于欲望的腐败。

人的悲剧尚在于，他凭借强大的智商、逻辑和麻木，早已把现实给无理地合理化了。

人必须学会节制和谦卑，必须承认占有了很多不该占有的地盘，消耗了很多不该消耗的资源。我们目前所有的伦理、美德和情怀，都只对内部成员才使用，一旦越过了物种边界，人类就变成了纳粹，野兽的能量即释放出来了……

我想，也许人类还有一种成就的可能，亦堪称最高成就：保卫大自然成就的成就！只是，留给人类的机会和时日，恐怕不多了。

3

那个阳光和红茶的下午，说着说着，我发觉自己的情绪陡然激烈了，像烧柴一样噼啪响，有点失态。

我清楚，这和哥本哈根有关。那个童话之城，刚结束了一场所谓“拯救人类最后机会”的大会，其悲怆堪比哈姆雷特的那句：活着，还是死去？

就在此前，好莱坞刚推出了世界末日大片：《2012》。而在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刚上演了一场悲情“行为艺术”：总统纳希德和14名部长佩带呼吸器，潜入海底召开内阁会。照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本世纪内，该国将被海水淹没。而在喜马拉雅山，为抗议冰川速融，尼泊尔总理与众幕僚，头戴氧气罩，空降在海拔5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地区。还有沉陷中的威尼斯，还有斐济人的哭泣，还有乞里马扎罗的雪，还有极地冰层和北极熊的忧郁……

然而，这却是个让人类蒙羞的政客大会。13天里，上万名代表围绕所谓“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吵得面红耳赤，一群孩子为赡养母亲讨价还价、唇焦舌燥，不外乎义务的大小、摊派的多少……这是怎样的不敬不孝？他们还把自己当成生存共同体吗？延期一天后，大会终于在遮羞布中落幕了，用“绿色和平”执行干事长库米的话说：“如罪男罪女般逃往机场”。

而这13天里，我所在的电视频道每天直播这群人的吵架，不仅充当光荣的看客，还当起了裁判。

关于环境和人类命运，我不想再多说了，我愿采摘20年前比尔·麦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里的几束声音：

“将来，飓风、雷暴和大雨已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

“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周围的一切……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找到我们的欲求和习惯。”

 “如果有人对我说，2010年世界将发生极其不幸的事，我会在表面上显得关切，而潜意识里把它撂到一边。”

“我们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正忙于削弱它。我们需要找到如何使我们自己变小一些、不再是世界中心的办法。”

4

十几年前，《读书》杂志刊过李皖的一篇文章，《这么早就回忆了》。

内容忘了，但题目记住。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题目。

世界变得太快，眼花缭乱，来不及驻留，来不及回味，来不及告别和回头再看一眼。一眨眼功夫，无数事物只剩下背影，成了往事和收藏。你跟不上，一个敏感者，一个内心喜欢稳定和秩序的人，会痛苦，会失措和迷惘。

伤逝提前降临了，这是对清晨的怀念。

现代人过早地进入了心灵黄昏。

大约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古典之殇》，主题是：当我们大声朗读古典诗词时，殊不知，那些美丽的乡土和自然风物、那些曾把人类引入美好意境的物境，早已荡然无存；现实空间里，我们找不到古人的精神现场，找不到对应物，连遗址都没有……古诗词，成了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

其实，何须祭典古诗，何须凭吊人类童年，连我这代人的儿时记忆也被摧毁了：那些草长莺飞、鱼戏虾翩，那些青山绿水、星河灿烂，那些夏夜流萤、遍地蛙声，还有古老的祠堂、绕村的小河和隆重的民俗……皆一夜间蒸发了。从乡村到城市，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每个归来的游子都成了陌生人。而这，远非“发展”“进步”“新貌”“建设”等词所能遮掩得了的。

有个写作构想我频频给朋友提起，我说你们拿去写吧，一个非常有意义但我无暇顾及的题目，那就是：对比古代生活和人类童年，搜索一下我们今天究竟流逝了什么？用美学的眼睛，用心灵的触角，用自然和人文角度，列个清单，慢慢建档，别急于评论……我说你知道古人取什么水煮茶吗？江河水！《茶经》中，它的名次排在井水前；我说你耳朵里还住着寂静吗？你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觉得那会儿的夜真静啊！我说你有多少年没见萤火虫、没遇到过黑夜了？真正的黑夜！我说你见过蹦蹦跳跳自己上学或放学的城市孩子吗？我们那代人全是在这条路上长大的呀！我说这些年，你见过一只登堂入室的燕子吗？你见过一只自然长大的鸡或猪吗？你嚼过不含添加剂的馒头吗？你尝过不喂化肥农药的蔬菜吗？你吃过自己种的哪怕一丁点粮食或瓜果吗……

是啊，这么早就开始怀念了。

说上述话的时候，我30岁。

5

人是高于自然的吗？文明是以摆脱自然性为标志的吗？

我绝不承认。和社会复杂性、文明的深邃与诡异相比，我越来越支持人的本位落户于自然，和草木鸟兽没什么两样，唯一差异即人能更深刻地领悟这点。正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称：“生命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我们有着自然给予的脑和手、基因和血液中的化学反应，我们生命内容的百分之九十仍是自然的，只有剩下的那点属于人为。”

距狄更斯100年后，他的话被一个人所重复——

“我们生于一个野蛮、残忍、但同时又极美的世界。判定这世界无意义成分还是有意义成分居多，这由个人性情决定……我珍视这样一种渴望，即有意义的成分将居主导，并取得胜利……有这么多东西满溢了我的心：草木、鸟兽、云彩、白昼与黑夜，还有人内心的永恒。我越对自己感到不确信，即越有一种想跟万物亲近的感觉。”（卡尔·荣格）

与狄更斯的政治民生——这一经典社会矛盾相比，作为心理学大师，荣格把现代人更隐深的精神困境和灵魂危机，抖落了出来。对21世纪的我来说，荣格的感受来得更强烈和清晰，更贴近我的日常状态，仿佛每天醒来要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与自己对话时最重要和频繁的内容。

责备和爱，尖锐与温情，落魄和信心，是我对当代的基本态度，如此矛盾又如此和谐。与荣格一样，我内心常涌起一股“永恒”和“安宁”——当我把双脚插入泥泞和草丛时，当我觉得生命像蜻蜓稳稳落于枝头、落在自然本位上时。

那一刹，我知道自己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那一刹，我清楚了生命真相，世界真相，灵魂真相。

当真相大白，当事物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惶恐和悲伤就散去了。

正像海子的醒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6

关于这本书，再说点什么呢。

让我想想，我为什么要写它。

它大概基于这样一个印象——

造物主最初颁发给人类的世界——那个“原配的世界”，那个天光明澈、风物灿烂的世界，正渐行渐远。无数草木和生灵消逝了，似乎只剩下我们自己。

大自然身负重伤，古老的秩序和天然逻辑被破坏，乃现代化之最大恶果。它冒犯的不仅是神性，损害的不仅是生态和资源，更有精神美学和心灵家园。物性决定人性，物境塑造心境；物移则心移，物改则心易；人之灵源于山水之灵，人之德师于草木之德。所谓“人心不古”，盖因江山不古、万象不古。

我们损失惨重。许多疼痛和惊悚要等未来、待神经复苏之后，才发出一声巨响。

原配的世界，人类的童年，真的结束了。

此乃天大的事，值得人类号啕大哭的事。

我们真要好好回忆一下，给自己一个郑重交代了。

前面我提到，曾反复向朋友推荐这条精神线索，但多年过去，发现竟还空着，只好自己来做了。其实，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清单、很大很大的地图，除了消逝的风物资源，还有人生和心性的方方面面，我做不完，一群人也做不完……

总之，这是一本追溯古典、保卫生活的书。

一本修复记忆、唤醒感官和心灵美学的书。

我的注意力将从自然细节开始，从那些曾经来过却消逝的风物开始，从那些被人类辜负的美好元素开始，从儿时的记忆和笑声开始，比如荒野、河流、泉井、水桥、城丘、荒野、寂静、黑夜、流萤、虫鸣、鸽哨、燕巢……比如农历、节气、故乡、劳动、女织、脚力、街坊、漫步、放学路上……

它们被丢弃和典当了。有的或许能赎回来，有的则永远不能。

但我不承认这是本悲观的书，因为我是怀着爱和暖意来写的。

在那次采访的尾声，被问到：你对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我说，我希望人间重建美好的秩序，我希望自然恢复古老的面目。

最后，借海明威的话结束这篇不知从何谈起的序言吧——

“这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去奋斗！”

 （《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王开岭最新文字”，书海出版社2010年11月底出版）

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在我眼里，古诗中最好的句子，所言之物皆为“静”。读它时，你会觉得全世界一片清寂，心境安谧至极，连发丝坠地都听得见。

古人真有耳福啊。#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住，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

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一是音乐。

我一直认为，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寂静”，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音乐未诞生前，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也是唯一的爱情。

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巷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对人间美好之音，明人陈继儒曾历数：“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小窗幽记》）

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儿时，逢夜醒，耳朵里就会蹑手蹑脚溜进一个声音，心神即被它拐走了：厅堂有一盏木壳挂钟，叮当叮当，永不疲倦的样子……那钟摆声静极了，全世界似乎只剩下它，我边默默帮它计数，一、二、三……边想象有个孩子骑在上面荡秋千，冷不丁，会想起老师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想，这叮当声就是光阴，就是黄金了罢。

回头看，那会儿的夜真静啊，童年耳朵是有福的。

多年后，读“湖上笠翁”李渔的《闲情偶寄》，谈到睡，他说：“睡必先择地，地之善者有二：曰静，曰凉。不静之地，只睡目不睡耳，耳目两岐，岂安身之善策乎？”

古人以睡养生，睡之有三：睡目、睡耳、睡心。睡之第一要素，静也。

为求静中之颐，那些神仙级的古人还有游觅“安榻”的风尚，即四处借地儿睡，比如深林泉畔、石竹幽窗……总之，在“静”上添更多的附加值。以古天地之清宁，还朝三暮四、环肥燕瘦，真奢糜啊。试看当下星级酒店，哪个在“静”上达标？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

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机翼呼叫、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双手捂耳也没用。

耳朵，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贴。机械统治的年代，它粗大的喉结，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像磨砂，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

一朋友驾车时，总把“重金属”放到最大量，他并不关注谁在唱，按其说法，这是用一个声音覆盖一群声音，以毒攻毒，以暴治暴。

我们拿什么抵御嘈声的进攻呢？

耳塞？地下室？使窗户封得像砖厚？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隙？当然还有，即麻木和迟钝，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有个词叫“失聪”，就是这状态。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份静太陌生、太异常了，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就像一个饿者乍食荤腥会滑肠。

人体感官里，耳朵最被动、最无辜、最脆弱。它门户大开，不上锁、不设防、不拦截、不过滤，不像眼睛嘴巴可随意闭合。它永远露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其实，耳朵也是一副心灵器官。人之烦躁和焦虑，多与耳朵有关，故有种医术，叫音乐疗法。

但，耳朵总要反抗点什么。它的反抗即生病：失眠、憔悴、抑郁……科学家做一研究：观察马路两岸的树，噪音污染越重，树越无精打彩，枝头耷拉，叶子萎靡，俨然一个惊恐的孩子。和人一样，树是有情绪的，是长耳朵的。

为抚慰可怜的耳朵，我淘过一张CD，叫《阿尔卑斯山林》，采的是纯粹的自然之声：晨曲、溪流、雀啾、疾风、松涛……买回家的那个下午，我急急关好门窗，打开音响，一个人浸泡到傍晚。

那个下午，耳朵在逃窜，我携它一起私奔，向着遥远的阿尔卑斯。

弥漫山林的，无论什么动静，都是“静”。久违的静，亘古的静，伟大的静。我给耳朵美滋滋过了个节，像杨白劳给喜儿买了尺红头绳。

此后，我多了个习惯，每逢机会，便录下大自然的天籁：秋草虫鸣、夏夜蛙唱、南归雁声、风歇雨骤、曙光里的雀欢、树叶行走的沙沙……我在储粮，以备饥荒。城里的耳朵，多数时候是饿的。

我对朋友说，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

不是么？论吃喝，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华夏之餮、举世无双。视觉上，美色、服饰、花草、橱窗、广场、霓虹，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色相”上下功夫。

口福和眼福俱饱矣，耳福呢？

无一座城市致力于“音容”，无一处居所以“寂静”命名。

我们几乎满足了肉体所有部位，惟独冷遇了耳朵。

甚至连冷遇都不算，是折磨，是羞辱。

做一只现代耳朵真的太不幸了，古人枉造了“悦耳”一词，实在对不住，我们更多的是“虐耳”。

有个说法叫“花开的声音”，一直，我当作一个比喻和诗意幻觉，直到遇一画家，她说从前在老家，中国最东北的荒野，夏天暴雨后，她去坡上挖野菜，总能听见苕树梅绽放的声音，四下里噼啪响……

苕树梅，我家旁的园子里就有，红、粉、白，水汪汪、亮盈盈，一盏盏像玻璃纸剪出的小太阳。我深信她没听错，那不是幻听和诗心的矫造，我深信那片野地的静，那个年代的静，还有少女耳膜的清澈——她有聆听物语的天赋，她有幅画，叫《你能让满山花开我就来》，那绝对是一种通灵境界……我深信，一个野菜喂大的孩子，大自然向她敞开的就多。

我们听不见，或难以置信，是因为失聪日久，被磨出了茧子。

是的，你必须承认，世界已把寂静——这大自然的“原配”，给弄丢了。

是的，你必须承认，耳朵——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

我听不见花开的声音。
我只听见耳朵的惨叫。

——纪念古代“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有天，忽意识到，古人比今人多一股冲动：逢高即上，遇巍则攀。

奇峰巨顶不必说，即便丘峦高阁，也少有无视者，总要上去站一站，临风凭栏，意气一番，感慨几许。所以，凡山亭江楼，词赋楹句总爆满。#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也巧了，古代好辞章，尤其时空激荡的豪迈与峭拔之文，多与“登高”有染。王勃《滕王阁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望岳》、崔颢《登黄鹤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飞《满江红》……皆为“高高在上”所得。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带来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薰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一个特殊日子里，更是趋之若骛、乐此不疲，此即九九重阳的登高节。

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先民一个最浪漫、最诗意的节日。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爆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放目、驰骋神思，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

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劳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菊花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菊花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尔后草木迅速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

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

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了膜拜，其它很像爱情或友谊。

眼前的欢聚与热闹，会让很多人思念远客和往事，追忆昔日的葱茏年华。最感人的，当属王维《九月九忆山东兄弟》——

“独为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寻欢仍是兹日最大主题。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李白《九日》）

秋收毕，仓禀实，人心悦，少不了邀友约醉，醍醐一场。隋人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道：“重阳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辞秋，注定是一次丰盛的饯行。物质和精神，都恰逢其时。

王勃那首澎湃万丈的《滕王阁序》，即重阳宴上泼醉所致。

登高的去处，一般是山、塔、楼，所以，在一座古城，大凡能将风景揽入怀中的高处，几朝下来，皆成了名胜。对古人来说，若城内或近郊无高，是非常败兴、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至少重阳这天没法熬，无处立足。所以，筑阁砌楼便成了古建时尚，“江南三大楼”之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皆受驱于重阳雅集、登高揽景的欲望，一俟矗起，则声名大噪，“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某日，走在高楼大厦的街上，我忽想：重阳那天，早年北京人会投奔哪儿呢？何处适于登高放目？

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据说，除以上各处，玉渊潭、钓鱼台也人气颇盛。而慈禧太后，去的是北海桃花山。

先人青睐这些地方，缘由莫外两点：身高和野趣。我盘点了下，清人眼里这群高丘，如今几乎皆废，或荡然无存，或只能算平地。像天宁寺、陶然亭、钓鱼台，实在既没身高，又无野趣。天宁寺畔倒是有根比它高几倍的烟囱。

昔日的“姚明”，如今都成了小矮人。当代京民若过登高节，恐怕得去爬香山或央视转播塔了。鉴于空气清洁度，能瞅多远尚未知。

有年去福州，夜宿于山宾馆，当被告知卧榻之侧即著名的于山和白塔时，心中甚喜，顿觉夜色阑珊、地气充沛，睡得特香。翌日拉开窗帘，我大吃一惊，那传说中的于山不过一土丘，连塔算上，高度也不及对面一栋楼。虽沮丧，但我清楚，这是心理落差所致，预期越大，失落越重。

千余年来，福州的地标即“三山两塔”，你在城里任一角落，皆可望见这三加二的全景图。历代画家绘福州，只要择五点之一摆画案，出来的全是鸟瞰图。

我想，古时九月九，“三山两塔”必是糯酒飘香、万头攒涌罢。

现在，福州人该去哪儿呢？

我看过记载，至清末，各地的“登高会”依然盛行，长沙的岳麓山、广州的白云山、武汉的龟山、南昌的滕王阁、西安的雁塔……都是著名的雅集地。连素无丘山的上海，也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高枝”来攀。

罗嗦了这么多，我究竟想说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从前人的心目中是有“高”的，尊高、尚高、仰高，“高”对其人生步履和精神移动有股天然引力，有种欲罢不能、鬼使神差的诱惑。而且，先人所涉者，多为在野之高、山水之高、天赐之高，不仅慕之趋之，也忠实地护高、养高，捍卫身边的高物，不敢随便削弱和降低它，不敢做有损它尊严和荣誉的事。

还有一点，即他们自然之子的秉性、灵魂里的那股酒意。

在对时季的敏感、光阴的惜怜、与自然对话的天赋及能力上，今人皆比先辈逊色得多。不仅迟钝，而且寡情。

把重阳节改成敬老节，是文明的粗暴，是生存美学的大损失。

当沥青覆盖了旷野，当城市沦为蔽日峡谷，当石阶变成电梯，当丘山被逼得纷纷自杀，当天然之巍被夷为平地、化作砖头水泥，当世人和媒体眼中只剩下“珠峰”……登高节，只剩一个遥远的背影。

我们刻度变了，视觉和灵魂，刻度都变了。

我们所用尺码，和欲望一样，肥大而粗陋。

我们睥睨天下，肆意规划任何想要的海拔。

小时候，老师解释“地平线”，我马上就懂了。不久，它即出现在了我的作文里，那是日出日落的地方，那是“远方”的代名词。今天，城市的小朋友，谁见过地平线？我跑去问邻居的孩子，他拼命摇头。

在心里，我向古代那些平平仄仄、不起眼的“高”致敬，向蚂蚁般倚石扶树、跌跌撞撞的醉客们致敬。

我还要向那漫山遍野赤裸裸的笑声致敬。

还要向一坛坛躺在深秋里的菊花酒致敬。

我醉了。恍惚看见了刘伶、嵇康、阮籍……

（阴霾之秋，旧文重提）

——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它

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生存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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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不快乐

与其称“我快乐的早晨”，不如说它真正的主题是：布拉格为何不快乐？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下台。尔后，在苏联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权搜捕改革派和异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措施……于是，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缄默的缄默，“早春”痕迹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1975年4月，剧作家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披露“安定”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全民族付出的良心代价。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而虚伪之徒却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中，哈维尔指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剥夺人的知情权叫作政令公开……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现，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被剥夺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识分子们也时刻面临“挺住，还是倒下”这一痛苦和矛盾……从遭遇上说，布拉格更像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岛”，政治和精神铁丝网下的一块“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克里玛说。

悖谬并非偶然，是从它的身世中长出来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标点，但它捐献的作家和艺术家却不乏世界级，其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内心危机”和“人性异化”，昆德拉的“选择”与“悖谬”，哈维尔的“责任”和“公民义务”——无不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命题），这大概因其生长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里，这座迷人的城市屡遭侵犯，反复地沦陷和被攻占，而它只有被动地承受与消化。族群、疆界、语言、信仰、政体、习俗——反反复复被君临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人无时不在忍受“车裂”刑罚。挫败感、萧条感、无力感、荒诞感、悲剧感……由此而生。

尤其20世纪，世界性的政治震荡、标志性的精神事件无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东西阵营对峙，纳粹枪刺和“老大哥”的履带，“早春”政治改革及夭折，民权运动（“七七宪章”），“天鹅绒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锋、又是大后方，既为战士、又充炮灰，既当受害者、又做见证人。而大国的每次胜利，配给它的无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样，对20世纪或更长远的人类历程来说，它的反抗和依附、觉醒和昏迷、骁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长故事——无不具有标本意义和启示性。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谬”。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过多地承受命运的诡谲，使它过早地走向忧郁和复杂，过早地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装……也使它比别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击命运的种子（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与矜持相比，捷克人似乎对一切都是低调、谦卑、优柔的。如果说俄罗斯历史以尖锐、凝重的抗争而醒目，那捷克生态则以沉默、抗压的“钝”著称。卑微的身世使之有了一种自嘲习惯和诙谐能力，就像《好兵帅克》中的人物一样。

1994年，伊凡·克里玛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其中说——

“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的特色是它从不夸张，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上世纪末，布拉格人甚至还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原件整整缩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

这种生存，是惯于驮着盾牌的蠕动性生存：缓慢，但有别于畏缩；沉默，却不等于服输。有一种生物，表面上匍匐，底下却牢牢站着；外壳迟钝，内里却灵敏；容易捉到，却难驯服；凸起，又绝非张显——这就是海龟。仅仅用“忍辱负重”并不能勾勒其生存性情，虽其一生都不会爆出激烈的动作或声响，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尊严。布拉格即这样一个“龟类”气质的场，那种由长期屈辱史锻造出来的抗压性、防御性，足以令任何一个入侵者感到恐慌——即使你骑在了上面，也不会舒服，总有说不出的寒意和危机感。

它永远不会有恐龙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笼罩感，但却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实而厚重的生存。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何度过被占领下的日子？

多年后，苏联帝国体系终结，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局外人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那位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女生沉默了一阵，之后突然失声痛哭……

于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都是一段难以启齿、苦不堪言的岁月。既悲愤屈辱，又暧昧难表；既理直气壮，又隐隐底气不足……

“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若仅仅吐露个人，倒也简单，比如控诉侵略者淫威，称颂你所熟悉的抵抗者，倾诉有家难返的悲怆……而要替答自己的同胞，就是一桩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释一个民族20年的积郁和内伤吗？她能对同胞的整体行为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吗？她有权替千百万人说出那不堪承受之轻或之重吗？

集体的事实，从来就是庞杂、混乱、暧昧的。语言的简陋——与历史真相的根叶枝蔓、与灵魂深坑里的嘈杂纷攘——实难匹配：一个积弱经年的民族，一个反复被占领的城市，上万个日日夜夜里，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白天是什么？晚上是什么？心里想着什么？实际做了什么……谁说了算？不仅反对占领，更要反对绝望；除了对付他杀，更要对付自杀；不仅提防出卖与告密，更要提防内心的变节和投降；除了向被捕的身影献上敬意，更要承认凡人的平庸与自私，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个人能对“集体”侃侃而谈吗？真实吗？

任何自炫都显得虚伪，任何镇定都显得做作，任何评价都显得困难而多余。

真实的心一定是喑哑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亦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这类矛盾重重的题目了。叙述的艰难，来自事实的荒诞与正反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离开祖国

昆德拉的业绩和声誉与流亡是分不开的。相反，另一些“同质”者如哈维尔、克里玛却选择了留守。我无意把他们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贡献上的比较，而只想描述生存向度的差别，尤其想说明后者选择的是一条多么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后一类型总被历史和同胞屡屡忽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打交道的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履历——面对拷问的精神质疑，因为它还有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正像“文革”结束后，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什么……

是啊，当一架伟大的历史航班终于降落，除了庆贺，它的受益者有责任扪心自问：我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那部历史？在漫长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加速它到来的助推器、还只是个乞食的寄生虫？是囚徒还是狱吏？抑或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自天而降的馅饼，我们不能绕开：一个人是怎么穿越阴霾重重的历史，被新时针邀请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不应忘记：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一直在坐牢，克里玛一直在失业，而更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忍受贫困和监控，他们为每一束声音、每一幅标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举动……付出结实的代价。当岁月开始向流亡者抱以鲜花和掌声时（他们的著作等身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亲爱的布拉格——包括俄罗斯和同类遭遇的民族，请不要忽略身边的赤子——此刻就站在你们中间、甚至干脆就是你的同事或邻居。

获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热衷把过剩的敬仰和感激——赠予远隔重洋的流亡英雄们，犹如父母对失散儿女的补偿，总觉欠他们太多……却有意无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甚至连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别忘了，正是他们，和你一样赤脚扎根于母土，以最大的坚韧和牺牲，以坐牢、被控和一天也不得安稳的生活，消耗并瓦解着统治者的底气，吸引着对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视……

如果已备好了一个荣誉仪式的话，我想，在那份被大声念到的名单上，这些人最有资格名列前茅。虽然他们并非为此而去。

伊凡·克里玛，1931年生于布拉格，十岁进纳粹集中营。大学毕业后，从事写作与编辑，投身政治改革和人权运动。苏军入侵后，他曾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挽留回国，随即失业。他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有二十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说，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一道，构成了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地下——流亡——文学史。

《我快乐的早晨》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个伤感的故事》，叙述了“我”与早年情人重逢又离别的情形。最后，当女人问“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时，主人公有一段内心答复——

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这儿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

“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是同类提问最让我信服的回答。

                    让他们做爱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连空气中也飘着情欲的奶酪味——

从裂缝中望去，我看见一个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两双脚正蹬来蹬去。其中一双显然是女的，脚趾染成深红色……”

她已脱去白色外套，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蓝裙子。伊万先生，她柔声问，“你还想……吗？”靠近大木箱，我看见，里面一切已准备好了：毛毯和两个枕头。

这是《我快乐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别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和昆德拉咀嚼理性不同，克里玛描画的是一幅被占领下的市民生活的浮世绘，是大众的布拉格，是被失业、投机、轻浮和无所事事折磨着的布拉格，是贪恋生活本身的布拉格。

政治与情欲（重与轻、亏与盈），就像万花筒中两片最大的叶子，一直是捷克当代文学的魂眼。不难理解：一个人必须抓住点实际易行的东西（比如肉欲），才能将时间和生存维持下去，以情欲对抗政治、以私人生活填充专制下的精神空场和灵魂虚位——不失为消极中的积极、虚无中的实在、无意义中的意义。

“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克里玛说。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说。要知道，他所有的儿时伙伴都留在了纳粹毒气室里，除了他，没有谁再记得他的童年。活着，是生命最大的宣言，尤其对市民哲学来说，更是人生的最高利益和企图——这往往是精英们“生不如死”的价值观所无法原谅的。

情欲，堪称最原始最天然的资源——不分时间地点——最难自控和被控——远离政治而又随身携带的资源。即使尊严和力量都被剥夺了，即使社会意义、公共价值都丧失了，无论多大的屈辱和苦难，至少还剩下一种乐趣、一件值得做的事：做爱！不失时机、尽可能地做爱！这是最难禁止、最无法忽略和背叛、也是专制社会剩下的最后一隙自由。它不需被批准、不需请示和等待答复。

联想奥威尔《1984》，在做爱这点上，布拉格比“大洋国”幸运的多。

身体在燃烧，高潮在燃烧。沦陷的屈辱、权力的淫威，终未能削弱布拉格做爱的热情和能力。克里玛丝毫没有对同胞的行径表现出厌恶，相反，他塑造的“我”也是“做爱”的同伙，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我”甚至和一个浑身腥味的女鱼贩随时随地来点什么……

借小说中一位老头的话说：“让他们性交吧，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喧闹，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啊。”

积极的庸俗

在一片处处暗示着被剥夺和被占领、遍布愁容和叹息的坟场上，“庸俗”——突然升跃为一道彩虹，散发出醒目的美学之光。

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能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只是从两者间选出你认为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保持一点自尊的。

克里玛这样解释同胞的生活。

在崇高的激情和龌龊的助纣之间，他们涌向了“中间道路”：一刻也不耽误的“日子”！任何政治性事务都不能阻止他们去寻欢作乐，去经营那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私生活。以放纵应对荒诞，以欢愉调节沉重，以正常鄙视乖张，以挥汗如雨的肌肤之能填充四下的恐惧和虚无，以庸俗对抗政治标榜的严肃与正经……嘲笑了自个，也嘲笑了对手。他们以私人行为证明自己并不注重政府之注重，并不在乎权威之在乎……他们向“关心”自己的统治者炫耀：我在你之外很远很远。

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搭界。

爱与做爱都是生活的最低保障，也是生命最小单位的自由。不重视不维系这种自由，就谈不上人道。不支持该自由、不反映该生活的文学，也就称不上保卫生活的文学。

其实，情欲的温暖——在很多国家和时代的“地下文学”和“地下生活”里，都明显匮乏。有血有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生活，一向亏得可怜。人所有的动作，包括抗争和妥协、崇高和卑鄙，几乎都围绕政治来进行——只有失败的公共广场而没有温暖的私欲世界，只有灰色苦难而没有愉悦的闪亮，只有无休止的集体运动而没有私性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政治胜利了，因为它制造的旋涡已将时代所有的人和事都挟裹其中，少有人能摆脱政治设计的游戏规则——连“反体制”也不得不成了另一种“政治”，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东西！

于是爱和欲，便成了生存逆境中唯一可燃的柴薪。愈是政治无孔不入的年代，她就愈发的珍贵，她的价值与形象就愈发瑰丽和耀眼。

《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位老头，当他得知有人去向警察告密别人偷情时，忍不住大骂起来，“声音因愤怒而发抖”——

“叫警察去了？……警察！我们是人，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从这一点看，布拉格是值得庆贺的。

其深入人心的庸俗，不失为积极的庸俗。

很多时候，保卫隐私即保卫人的价值和意义，反抗暴政即从死守眼里的秘密做起。

                                                  2001年

想起多年前一旧文，找来选一章贴在这儿，忘了是否发过，记得收在《精神明亮的人》书里了。

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节选）

——从“搞笑诺贝尔”看西方的智力审美和价值多元之一

 生活的最高成就，是想象力的成就。

——题记

2004年9月3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会堂，一场狂欢式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口哨迭起，纸箭乱飞，服装怪异的各色人等，语焉不清的乐队伴奏，时而全场寂然，时而满堂哄笑……

此即“伊格诺贝尔”（Ig Nobel，以下简称“伊诺”）的颁奖现场，俗称“搞笑诺贝尔”。它由哈佛大学的《不可能研究年刊》主办，每年评出医学、文学等10类奖项。

《不可能研究年刊》创于1991年，主编亚伯拉罕斯，乃一份幽默科学杂志，戏称《冒泡》，其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如果说“搞笑诺贝尔”是一枚傻呵呵的蛋，《冒泡》即那只整天笑咯咯的母鸡了。这只鸡宣称：该蛋旨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特赠与那些不寻常、有幽默感的“杰出科学成果”。

去年底，笔者指导央视一档新闻节目，便通过有关渠道，向主办方讨得典礼的影像资料，于是就看到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从氛围到规则，从气质到内容，从精神到道具，都饱含着对科学传统奖励模式的巨大挑衅——

2004年度和平奖得主——卡拉OK的发明者，日本人井上大佑。获奖理由：“卡拉OK这项伟大发明，向人们提供了互相容忍和宽谅的新工具！”20年度物理学奖得主——渥太华大学的巴拉苏布拉尼亚姆、康涅狄格大学的图尔维，俩人的贡献是：揭示了呼拉圈的力学原理。年度工程学奖则授予了佛罗里达州的史密斯和他的父亲，父子通过精心计算，得出结论：秃顶者把头发蓄到一定长度，将前面一部向后梳齐，用摩丝定型，再将侧面头发顺势向顶部拢合，效果最佳。而生物学奖被四人摘得，他们集体证明：青鱼的交流方式是放屁……

看得出，对“雕虫小技”的青睐，对“微不足道”的鼓吹，正是“伊诺”的功夫所在。再比如生物学奖：1999年授予了新墨西哥州的保罗博士，他培育出一种“不辣的墨西哥辣椒”；2003年授予了荷兰学者莫尔莱克，他分析出野鸭子存在同性恋现象。和平奖：2002年授予了“人狗自动对译机”；2000年，荣膺该奖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一次演习中，长官命令水兵不装弹药，而是对着大海齐声呐喊：砰！

《冒泡》主编亚伯拉罕斯，对“伊诺”有一句自白：“先让人发笑，后让人思考！”那么，思考什么呢？它对我们日常的评价行为、价值系统和表彰模式，会有怎样的启发呢？

在“伊诺”的榜单上，有诸多让我们跌眼镜的东西，按中国人的心理惯性，有句话早按捺不住了：这干啥子用？出啥洋相呢？

的确是“洋相”。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实的功用传统和崇尚使用价值的习性，“实”一直被奉为正统高高矗立。以实为本、以物为大、以形为体、以效为能——物用性，尤其显著和速效的有用，从来充当着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镑砣。无论术、业、技、策，皆有一副实用和物质的面孔……“没用的东西”，作为一句训斥式的中国老话，既是一种物格评价，也是一种人格评价，既可诽物，亦可骂人。

两个多世纪前，当烧开水的壶盖扑哧作响时，谁能想到那个对它心醉神驰的少年，会成为历史上的“瓦特”呢？事实上，那盏小小壶盖早已被沸腾之水鼓舞了几千年，也被忽略了几千年，作为一副情景，它缥缈无骨，一个眼光实际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西方有谚：“如果你盯着一样东西长久地看，意义就会诞生！”这是一句很虚的话，也是一句伟大的话，许多世间的秘密和真相就蕴于此。瓦特的幸运在于，他没漏掉这样一个秘密！是性格帮助了他，是对细节的重视程度、是打量事物的那种“陌生感”、是沉湎幻想的习性——帮助了他！牛顿也如此，爱因斯坦也如此……较之众人，他们注视世界的目光里，都多了一股迷离和朦胧的东西，多了一抹遥远、深阔和缤纷的色彩。

那股迷离，那抹遥远，就叫“虚”吧。虚，往往折射出一种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超前眼光；实，通常代表一股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近物需求。虚未必能转为实，但“实”，往往诞生于最初的“虚”。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费城，一个叫富兰克林的男子，正做着一桩惊世举动：他擎着风筝，在雷雨交加的旷野上奔跑，大喊着要捉住天上的闪电，并把它装进自己的瓶子……百姓觉得这是个傻瓜，学者以为这是个疯子，可就是这位不可理喻者，最终被誉为避雷针的创始人。我想，要是那会儿有“伊诺”，他一定全票当选。

有人说了，富兰克林的念头虽一时看来荒诞不经，但最终实现的仍为一种物用价值啊？不错，避雷针是一种“实”，但这“实”却发轫于“虚”——一种不合常态的大胆奢想，没了那股虚的精神冲动，一切都谈不上。若把“虚”仅仅当作一种潜在或变相的“实”来期待，若把演变和衍生“实”的大小作为评价“虚”的珐码，那“虚”的弱势和险情仍未减弱，“虚”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善。所以，“虚”——应彻底恢复它的独立和自足角色，并在这个位置上给予尊重与呵护。

人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经验逻辑上搭建一个一元搏弈、你死我活的价值擂台——将“非理性”视为理性之敌。其实，双方并非一元式矛盾，非实用不是反实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非科学也不是反科学（或伪科学）。在我看来，“伊诺”更多地宣扬了一种非实用和非理性价值，而非把实用理性打入地狱。

对待想象力，对待奢念和幻想，对待非理性和非经验的自由与浪漫，东方的态度往往比西方要苛责、刻薄得多。比如我们的成语资源中，竟有很大一个板块被用来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非理性：“荒诞不经”“痴人说梦”“缘木求鱼”“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空中楼阁”“不识时务”“不可理喻”“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玩物丧志”……遗憾的是，如此磐重的务实传统并未分娩出一种严肃的实证品格和缜密的科学理性，反倒在世俗文化上脱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习气来。待人遇事、识物辨机，无不讲实用、取近利、求物值、重量化，贪图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见影……于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也就在“务实”的旌旗下浩浩荡荡了。远的不说，放眼当下——资源上的采掘、消耗，建设上的规划、改造，教育上的考评、量化……哪个不短视、短效得惊人？

西方呢？当然有务实传统，幸运的是，它同样有浪漫和务虚的传统。西方对“无用之物”的欣赏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启蒙运动，从天文、艺术、宗教到对社会制度的憧憬和民主设计，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到形而上和哲学思辩，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康帕内拉《太阳城》与欧文的“和谐公社”，从《荷马史诗》到安徒生童话和凡尔纳《海底两万里》……都散发着一股儿童式的缥缈和虚幻，都在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诸子经典和显学们就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为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筹谋积虑，处处讲究天衣无缝、圆熟得体，满透着一股吊诡之气和沉暮之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中国文明为“早熟儿童”——希腊文化为“正常儿童”。的确，作为欧洲文明始先的希腊人，不仅长着一副儿童的额头，还有着明亮的神情和轻盈的举止，健康且快乐着；而中国文化从周礼开始，就满脸皱纹和心事重重了，除了“跪”和“叩”，行动上也多了“杖”和“拐”，不仅步履蹒跚，且哭丧着脸。

如果说，中国文化资源有严重缺失项的话，我想它们应该是：神话、童话、形而上、科学理性和非政治“乌托邦”……（中国当然有被后世称为“神话”的东西，但那是“把人神化”，而非希腊那样“把神人化”——如此神话才能与生命进行正常交流与对话。）这些缺失恰恰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心计文化而非精神文化，是抑制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脚文化”而非“头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存的磨盘，原地打转。

还有一现象：作为一种浪漫的人文传统和理想主义习惯，西方的“虚”非但未妨碍“实”的繁荣——更给后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激励和机遇。西方文化形态是多元、开放、兼容的，在每个时代的生存格局中，总能恰到好处地为梦想者、保守派和实干家预留出相应的空间及比例，且彼此和谐、互为激荡。不难发现，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每轮“虚”的文化涨潮之后，都会迎来一场新的社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腾跃，也就是说，作为“月光”的理想主义憧憬——总能很快在地面上投下它飞翔的影子，作为夜间能量的“诗意”——总能在实干家那儿成为一种白天的现实，成为他们变革社会、导演历史、成就事实的一种才华。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文社会的兴起和中世纪的终结，英国启蒙运动催生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古典自由主义和“百科全书派”之后的《人权宣言》，“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美国《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在东方史上，你很难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荡的时代。经验化、功利化和实物化的生存格局，注定了社会精神的沉闷、压抑和空耗，借助“实”的巨石，封建体统在它的“超稳定状态”中一趴就是两千年。1215年，当英国贵族与国王在羊皮纸上签署有“法制”意义的《大宪章》时，中国士大夫还在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危殚精竭虑。1620年，当登上北美大陆的百名流亡者浪漫地宣誓将开辟一个以民权为本的新国家时，荒怠颓废的大明朝刚清算完改革大臣张居正的精神遗产。

当然，“伊诺”信徒们反对的并非东方的传统，人家首先警惕的是自己的现实——尤其20世纪来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这群童年气质的中年人敏锐意识到：当实用理性过于膨胀，它所淹没的会比创造的多得多。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时代扶植起更茁壮的在野文化和精神另类来。

或许有人沉不住气了：难道东方传统中缺乏诗意吗？春秋、魏晋、唐宋、晚明……不都飘逸着放浪士子的衣袂吗？不错，在汉语竹林里，在染满青苔的诗词绝句里，的确闪烁着“虚”和“狂”的影子，但细打量便发现：它们不仅稀稀拉拉，难以缔结一部真正的时代风景，且这些放浪和疏狂多为文化散户的精神梦游，且散发着一缕酒气和哀怨，大有遁世和流亡之感……这与西方那种群体性、现世性很强的价值栖息和生存面貌上的“虚”——相距甚远。或者说，东方的“虚”多是学问意象和修辞层面的“虚”，缺的是社会属性、公共价值和群体规模的“虚”，缺的是可操作可企及的“虚”——清醒的生命履践意义上的“虚”——理想主义在社会平台上主动和公开演绎的“虚”。

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孔孟弟子和苏格拉底及亚里士多德们比，拿陶渊明、苏东坡、孔尚仁、曹雪芹、王国维与约翰·弥尔顿、卢梭、罗素、雨果、左拉们比，拿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与托马斯莫尔、马拉、丹东、杰斐逊、傅立叶们比，拿朱熹、方孝孺、李贽、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潘恩、托克维尔们比……无论生命气质、人文视界、信仰方式、入世方向和精神重心，皆判然有别。而且，更大的缺失还在于：即使有零星的“虚”出现，我们也很难去鼓吹和表彰它，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罕有放大和推演它的可能。

总之，在对“虚实”的理解、消受和履践上，在对事物和行为之“用途”的价值评价上，东西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分野和离歧。

2005年4月

“很多歌消失了。有些歌只有极少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

这是汪曾祺《徙》的开头。接下来，他提到了一首家乡校歌，很感人。当时我就想，后人再写不出这样的歌了。

“县立第五小学历年毕业了不少学生。他们多数已是过六十的人了。他们中不少人还记得母校的校歌，有人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每天上课前的‘朝会’，放学前的‘晚会’，开头照例是唱‘党歌’，然后唱校歌。一个任司仪的高年级同学高声喊：‘唱——校——歌！’三百来个孩子，就用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拼足了力气，高唱起来。好像屋上的瓦片、树上的叶子都在唱……

小孩子很为自己的学校骄傲，觉得它很了不起，并相信别的学校一定没有这样一首歌。到了六年级，他们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毕业典礼上，老师讲过了话，司仪高声喊：‘唱——校——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唱这支歌了。他们唱得异常庄重，异常激动。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

2

这是首了不起的歌，区区几十字，竟把学校地理、风物美景、男女平等的新潮、传统师道、成长励志和抒情——全收进去了。用今话说，即是爱本校、爱故里、爱国家、爱传统、爱时代……远近虚实，一首校歌应有的精神之义，尽在其中。

我尤看重两点：

这是真正的校歌——本土本校之歌。它说的全是自家那点事，不越位，不空泛。我甚至想，一个外国人若懂汉语，单凭此歌在中国找到这家小学是可能的，汪先生说：“学校东边紧挨一个寺，叫承天寺。‘神山爽气’是该县‘八景’之一……‘爽气’是什么样的气，小学生不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很美。”

不懂词没什么，重要的是唱，唱它时的那股劲——那股昂首挺胸、热血沸腾的劲，那种亢奋和鲜美的精神状态。我想，那个叫汪曾祺的孩子在大幅度张合嘴巴时，或许常抬望天边的云，想象在很远很远之外、很久很久之后，自己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你会明白那词儿。你会怀念它，感激它。

再者，乃其升旗一样的仪式感。它天天唱、人人唱，春夏秋冬，风雨无阻。这种秉持，就是熏陶和浸染，就是隆重地、一遍遍告诉你——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首天天住在嘴边、响在耳畔的歌，终究是一粒种子，会在幼小的心里长出什么来的。就像江苏高邮的县立第五小学，孵出了汪曾祺。

歌作者是谁呢？汪先生说，乃该校一国文教员，早年中过举人。

3

你是哪个小学毕业的？

这问题有意义吗？从前有，现在几乎没了。不光小学，就连拿中学试问，意义也不大，因为校校皆同，你只须说是中国小学或中学就行了。

我是从汪先生文中，才知中国小学曾有校歌。最重要的，那是真正自己的歌，有个性标榜，有独特的精神气象，内容、曲调都不同于别家。只要你一唱，人家即知你读的是哪所学校，你大概能学到些什么。

《徙》作于1981年，讲的是1925年的事。我读小学是1976年，没唱过校歌；念中学是1981年，没听过校歌；上大学是1987年，也未遇校歌。我问过很多人，大部分摇头，偶有大学校歌者，也不怎么唱，或不会唱。

歌声走远了，替它的是校徽、校服、校铭。

这些后来的东西都差不多，似乎没人在上面动脑子。比如校铭，不外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积极、奋发、进取”之类。没有人想和这些词语发生关系，也发生不了关系，它们矗在那儿，像木桩。

走遍全国都一样，所有校园都是一个校园。面孔一样，气质一样，课程、考试、标准、任务都一样。像是彼此抄袭的结果。

我想，我的孩子再也遇不到汪曾祺儿时那样的歌了，再也使不出吃奶的劲唱什么了。

心变了，人也懒了。大人成了乏味的大人，孩子成了无趣的孩子。

这个时代，虽不乏伟大的创意，但惟独少了一些伟大而幼小的灵感。

少了为孩子服务的才华。

4

偶遇一首民国初的中学校歌。

如果说汪先生的歌透着稚气葱茏，那这首歌则壮志凌云、激情浩荡了。犹如前者，它也重本土的风物和典故，只是更凸显了大时代的讯号和本校学业理念，并援引乡贤为激励。

明山佳气郁葱葱，甬江如带水流东。
跨西城一角，楼观凌空。
海内共和伊始，看多少担簦人士读书谈道其中。
是社会中坚分子，是国家健儿身手，正宜及时用功。
深宁考据，榭山掌故，足启我童蒙。
愿共守先正遗训；
言忠信，行笃敬，
效实储能齐努力，破壁出飞龙。

此歌隶属浙江一所私立学校——宁波效实中学。词者魏友枋，清举人，曾任北大教授。曲者张谱六，该校音乐教师，后任上海美专校长。

“明山”“甬水”，说的是本土地理；“深宁”“榭山”，代指王应麟和全祖望。前者号深宁，宋元学人，《三字经》作者。后者字榭山，清代史学家，以著述乡邦文献闻名。该校创于1912年，正值共和初始，此先，当地名流办“效实学会”，旨在“以私力之经营，施实用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效实”二字，出自严复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其中有“物竞天择，效实储能”之语。

正像名字所标榜的，该校推崇实学之风，尤重数理化和外语，教材多用外语原版。据说，从1917年起，该校毕业生即免试升入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当代科学家童弟周等13名院士即出身该校。

可以想象，无数少年便是在这歌声的沐浴中完成了身心发育，交上了立志答卷。

5

某天，读一网帖，里面抄录了60多年前四川两所中学的校歌。提供者为一位叫邹顺田的老先生，邹老1926年生于犍为县，先后在老家犍为中学和成都甫澄中学念书。歌词如下——

《犍为中学校歌》

山苍水碧拥犍阳，喜有群英共一堂。
涵我以学业，华我以文章，健我身手好腾骧。
向前途，进取共将相。
各敬业，仁不让，努力！任重致远唯吾傥。

 《甫澄中学校歌》

昭烈跸宫丞相祠，蓊蓊郁郁庐舍傍屋脊。
劝学从仕，学季堪追；例比十二儒行，会此五百昌期。
文翁邈矣，高振继之；均平既如，相如为师。
望古承昨，养气随时。
大业能经国，危瞻赖扶持。

以邹老生年算，今已逾八十鹤寿，想必不会亲自发帖，但其中录入了老人一段心语：“尽管时光已过去六十余载，耄耋之年的我，迄今犹记当年唱过的两首校歌……犍为中学的校歌作者不知何许人也，甫澄中学是由军阀刘湘所办，甫澄即刘湘的字，校歌是一个叫周虚伯的老先生创作的。而今看来，两首歌虽显古奥，但以乡贤为号召、激励后生奋发向上、报效社会的精神仍值得嘉许。”

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发生过这样的事：100年前的语言，现今竟需要翻译（语文课里不是专门有“文言翻译”一项吗）！

上述歌词以今人的国语水平而论，确显晦涩，但我想，若这两所学校至今尚在，倒不妨沿袭这两首歌。单就领略词语之美、家乡典故，也是好的。

我向邹先生默默致意并祝福。从其滴言片语间，我已感受到了那歌声留下的儒古之秀、清风之薰。

一栋学庐，一乡子弟。

一阙校歌，一部青春。

岁月如歌，这话总不错的。“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这些徘徊在简陋操场上的歌声，皆让我想起了梁启超说的“少年中国”。

那时的儿郎，真是闻鸡起舞，意气风雷。

那时的中国，竟有那么多的精神美少年。

6

邂逅汪曾祺的歌后，我即有个心愿，能否再遇几首老的小学校歌？从而让汪先生“玻璃般的童音”不那么孤单。我想给它配上几位“发小”。

我不刻意寻访。我喜欢某种东西突然跳至眼前的感觉，就像蟋蟀从草丛里跃起。

不久前，去江苏海门，此地是鼎鼎大名的张謇故里。

张謇，何许人也？清末最后一位状元；晚清立宪运动的骨干；《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者；民国政府的实业总长及农商总长；农工商俱全的大生资本集团之老板；大量慈善公益机构和数百家学校的捐资人……

此次海门行，我最大的惊喜是与几首校歌不期而遇。当地名士袁蕴豪先生赠我一册他的大书：《潮流——张謇在海门》，其中竟藏有张謇撰写的部分校歌。

大江东下海潮上，潮潮涌进青龙港。
港中有三镇，常乐居中央。
二十八圩同社仓，小学校开兼教养。
父老不愁荒，儿童勿忧伧。
大家爱国先爱乡，常乐之校真堂堂。

该词作于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家住海门常乐镇，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归来后深感教育之重大，即在家门口辟出几十间房，创办了“常乐公立初等小学”，设修身课、国文课、算术课、图画课、手工课、体育课等。

该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和上述诸歌一样，它先要传递一个信息：你的家在哪里？咱们学堂位于华夏何处？试想一下，百年前的中国乡下，对不识一字、未出村口的穷娃子来说，明确自己身在何处是件多么伟大和激动的事！歌词开头，关于常乐面江眺海的描绘，让小学堂平添一股雄阔之魄和潮头之势。歌词最后，是安慰孩子安心读书，对家乡有信心，对本校有信心。

7

张謇的实业之举，最艰辛的属围堤造田。南通一带多不毛盐碱，为争取粮棉，1901年，张謇组建了中国首家股份制管理、资本化经营的大农业拓荒集团——“通海垦牧公司”。眷念佣工子弟的成长，张謇不惜重金，于荒滩上创办“垦牧乡高等小学”，在袁先生的赠书中，我读到了该校校歌——

噫艰哉恳牧乡，
苇蒿螺蛤今粢梁……
崛兴兮千辛而万苦，
相劝兮日就而月将。
耕田读书兮百世良，
海有旭兮校有光。

这首词很美，既有沧海桑田的今昔对照，又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劝学励志；既激越明亮，又不失忧患和督导。可谓贫贱之上的高贵，荒野之上的雅风。

“教育为母，实业为父”，乃张謇一生的精神向导。他曾计划：南通每方圆25里内必见一所小学，如此，一个孩子每天最多走10里路。后来，一次雨泞跋涉让使其深感学童之苦，于是将目标改为：方圆16里内设一所小学。他一生为家乡地图留下了多少校址呢？300多处。

狼之山，青迢迢，江淮之水朝宗遥。
风云开张师范校，兴我国民此其兆。
民智兮国牢，民智兮国牢，
校有誉兮千龄始朝。

这首在南通传唱了百年的歌，隶属于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诞生于1903年的通州师范学校，作者即张謇。南通位于江淮之畔，狼山则于城南，显然，此歌也是先回答“身在何处”，但和前面的歌相比，除“少年中国”的使命感，它更强调了“师范”与启智的关系，

百年来的南通教育，直接受益于这栋孕育师资的母体。王国维曾在此授国文，陈师曾、欧阳予倩曾来此教绘画和曲艺。杨乐、李大潜、巢纪平、吴慰祖、施雅风等数十名院士，王个簃、赵无极、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便是在这歌声的薰风中成长起来的。

8

再说张謇的宏业。

他不仅重视基础教育，还倡导职业技术培训，先后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此外，还设女子学校、幼稚园、盲哑学校。其实，张謇还有着更大的乌托邦梦想，即把南通建成一个理想社会的试验区，用其自己的话说：“新新世界的雏形”。为此，他筑桥清淤，完善城市水利系统和交通设施，创办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幼儿园、公园、医院、慈善堂……他不仅成了南通的精神领袖，还扮演起了最高公务员一职。梁启超曾赞叹：“南通是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其教育之先进，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

这么大的开支从哪儿来呢？自然是实业，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有四个纺织厂，资产达900万两白银、纱锭16万枚，同时还拥有近20家盐垦公司，这些都充当了他那些伟大构想、高尚事业的提款机和孵化器。

在接受海门电视台采访时，我忍不住感慨：“就生命能量、精神魅力和社会担当而言，张謇太让人惊叹，那简直不像一个人做的事，而该由一群人、由时代最优秀的精英群体来实施，可又的的确确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太不可思议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要么忙于低头走路。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行动力太弱……而张謇不，他知道怎么赚钱，知道为什么赚钱，知道怎样把钱花得精彩……他是穷人的榜样，是富人的榜样；他是文人的榜样，是商人的榜样，更是理想主义者的榜样！”

有人说过，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最需要三种人：改革派、实干家、梦幻者。这几种生命身份，竟一并在张謇身上汇合了，他兼任并出色完成了所有角色。

可惜，只有一个张謇。

9

那晚，当地朋友陪我乘船夜游南通城，一路浆声，导游不断指指点点，每过一个桥孔，每逢一处旧式建筑，她都会轻轻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不错，这座城市，是一个人的作品。

深夜，回到下榻的宾馆，打开央视新闻频道，看我工作的节目，看时代的今天又上演了什么，不出所料，依然是诡异的股市、疯长的房价、城市拆迁和钉子户、城管商贩冲突、民工讨薪跳楼秀、和高考有关的争吵……

关掉电视，当世界的喧哗变回一面安静的黑屏，我突然特别怀念那个人，张謇。

有些人不该在光阴中消逝，有些歌不该在空气里失踪。

打开窗，海风特有的清凉袭来，楼下是万家灯火，是被张謇叫作“新新世界的雏形”的后来。

离开海门前，当地报纸采访：对海门有什么建议？

我笑笑说，希望海门的每栋中小学，都有一支自己的校歌，好一点的校歌。那种在风雨操场上天天唱的校歌，那种当成精神功课、晨钟暮鼓的校歌……

草际烟光，水心云影，闲中观去，见乾坤最上文章。

                ——（明）洪应明《菜根谭》

1

我越来越笃信两点：

好东西都是原配的。好东西应是免费的。

近爱翻古人书，如《水经注》《帝京景物略》《夜航船》《闲情偶记》之类，本以为年龄之故，后醒悟：我太想知道原先的世界何等模样，太急于在古代攀几位熟人，可随时去串串门，偷得浮生半日闲，来一回精神私奔……总之，我想看看这世间变化有多大，看看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活法。

还有，我迷上了古画，尤其《清明上河图》《南都繁会图》《皇都积胜图》这类市井风情长卷。我看的是画里的人生，我会对一个小人物凝视半天：夹袱疾行的汉子，挑帘张望的妇人，酒旗下瞌睡的小二，拱桥上抱拳作揖的商贾……我会猜其所有信息，年龄、职业、财路、性格，猜他为何出现在这里？其生存路线图，其梦想、快乐和烦忧……我甚至想，以他的身份，今天会是什么境遇？比如一个挑担的游贩，我忍不住想，这个进城务工人员，会不会被勒令办暂住证？何以躲避城管的驱赶、地痞的纠缠、黑社会的保护费？他租得起房吗？娶得上媳妇吗？能供孩子上学吗？

谁还记得从前的世界？谁还记得生活本来的样子？

天本是蓝的；山本是绿的；河本是涌的；水本是清的；庙本是有佛的；菩萨本是热心肠的；人本是知羞的；猪本是自然长大的；房子本是连地皮的；娃本是想生就生的；燕雀本是登堂入室的；承诺本是值千金的；商铺本是童叟无欺的……

这些自然元素、风物资源，这些生活原理、道德逻辑，皆为世间“原配”，乃上天早早给人设计好、配置好了的——作为祖业和古训，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就像中医里的方子，怎么兑、如何煎，早就酝酿好、交代齐了。

遵循即获益。

古人还有个伟大共识：露天的事物、街面的东西，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被视为阳光下的公产，没人会瞎琢磨、动邪念。比如路是免费的，桥是免费的，饮水是免费的，进城是免费的，入厕是免费的，烧香许愿是免费的，栓马歇轿是免费的，击鼓喊冤是免费的，询人问路是免费的，山色湖光、游山玩水是免费的……

东西越必须、越珍贵，越需要免费，越值得免费。

渐渐，你会发现，无论山岳江河还是市井俗习，无论风物万象还是生活美学，只要不去干预和涂改，只要保存和延续到今天，就是有价值、受器重的，就成了珍贵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说明了什么呢？

只能证实一点：人类对自然犯了错，对生活犯了错。

我们用五十年推翻了五千年。

2

世界尚存多少原配？人间还剩几许古意？

我们改变了山岳的形貌，改变了河流的习性，改变了季节的脾气，改变了几千年常识和老理……我们拼命往地里灌农药化肥，往饲料和食物里投添加剂，还有什么“转基因”“太空种子”“辐照食品”……我们把人之外的东西吃了个遍，把大地翻了个底朝天，盗出最贵重的珠宝，然后埋下垃圾。

像窃贼，像匪徒，我们扑向所有的乳房，把她们吸瘪、抽干、榨尽……在贪欲面前，地球已毫无秘密，藏不住任何东西。

我们消灭了“原配”和母体，颠覆了古老与经典。我们在混乱的逻辑中挣扎，以更大的亏损去生产，以更大的消耗去收获，以更大的破坏去修葺……

这是个“二奶”的时代。

我们在“二奶”的基础上迎娶繁荣，畅想未来。

天地的质与本，上苍配给生命的天然元素和神圣契约，被消解了。我们离造物主颁发的秩序和法则，越来越远。

 自从发明空调暖气，我们连春夏秋冬都不想要了。有中医告诫我：夏天你一定要出汗，冬天你一定要知冷。

没错。身体是有原始记忆和密码的，它和大自然有约定——百万年前就约好了。它耐心守候寒暑轮回、时序更替，若对方迟迟未临——如同约好了人，苦苦翘首却不见其影，那悲愤可想而知。日子久了，它即紊乱即自暴自弃，以生病惩罚人的毁约，报复世界的失信。

所以，现代人身体多为病体。

没有山，只剩下矿山。没有河，只剩下河床。

守着一点点“原配”的残羹，人搬个板凳，开始吆三喝五地收费。封山，封湖，封岛，封户，封寨，封庙，封城……那么多路障，那么多门票，若李白、张岱、徐霞客们高寿至今，要携多少银两出门？多少人惦记他的盘缠？他哪里还会吟诗，只骂娘了。

我一直以为，山水门票，是人类发明的最丑陋和最无耻的东西。当一张黄山票卖300元时，那株傲立风霜的迎客松，即成了老鸨一样的摇钱树。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这诗意，一定和“免费”有关。

3

小时候，我痴迷地图册。最讨厌的是行政页，最热爱的是自然版：褐色乃山，绿色为林，蓝色喻水，色度象征山水之高低深浅……我还莫名地想，“爱祖国”“爱世界”“爱人民”，即因为有这些好看的颜色吧？有了五颜六色——江山才叫美、生活才值得过、世界才让人爱啊！

所以，我一面对地图，童心里就涨起“爱国主义”潮水，用不着教育。

那会儿的大自然，基本还算原配。

那天，网上读到个帖子，《请饶了故乡，不要种速生林》。

“家乡的木兰湖畔，正有人大规模毁山砍树，准备种速生林……本人多次致电省林业厅及天保办公室，无人接。致电国家林业局、环保总局，接听者称不在管辖之列。致电国家信访办，永远是盲音。致电《焦点访谈》，无人理睬……本人感到空前绝望。故乡处生态脆弱的丘陵地带，河流短小急促，水土流失严重，而种速生林，生长周期短，又需大量水，易造成土壤板结，形成生态灾难。革命时期故乡为新中国捐躯了14万烈士，恳请看在牺牲重大和生态脆弱的份上，饶了故乡，不要种速生林，尤其别毁坏天然林……”

读这篇帖子，内心几度哽咽。吾学浅薄，无力判断其科学逻辑，但经验逻辑告诉我：“原配”一定优于“二奶”！大自然选定的天然林，一定优于人工发明的速生林！

我向这位孤独的陌生人致敬，向遥远山冈上的那份呐喊致敬。

它捍卫的是古老，是祖业。

4

卢梭说，“事物之所以美好并符合秩序，乃其本质使然，与人的约定无关。”

是的，人只能发现世界的美好并接受赐予，自己并不能创造世界的美好。

人其实很渺小，很无能。他不是地球主人，和草木虫兽一样，仅仅是孩子，是被抚养者。不知为何，他老想革命，想主持天下，想做皇帝。

从剥削万物的角度看，人确实是在地球上建了个奴隶王国，且是最坏的那个朝代。若把所有物种都请上一个台面，人肯定是最道德败坏的那一席，就像我们最痛恨的人群中的败类。

发明有两种：一是适度发明，一是过度发明。

人，常常自殁于过度的创举。托马斯·米基利乃美国化学家，凭加铅汽油和氯氟烃两项发明，他被封为“地球历史上对大气影响最大的个体生物”和“历史上杀戮最多的个体”。后来，他染上了脊髓灰质炎和铅中毒并瘫痪，即便如此，他也不甘寂寞，设计了一套绳索滑轮以便于自己起床。55岁那年，不幸发生了，他突然被绳索缠住，窒息身亡。

纵其一生，这个聪明人亲手发明了自己的死。
我不知道，对人类来说，这是个怎样的寓言？

 真想，真想对马达轰鸣的世界大叫一声：停！
让万物归位，让生活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吧——
天是蓝的，山是绿的，河是流的，水是清的……
我衷心怀念大自然的原配，人间游戏的原配。
末了，请容我爆一句粗口：打倒二奶！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处古人闲。

——（明）陈继儒

1

某日，做了个梦，梦里被问道：“古代你有熟人吗？”

我支支吾吾，窘急之下，醒了。

醒后想，其实我是勉强能答出的。我把这话理解为：你常去哪些古人家里串门？

我想自己的人选，可能会落在谢灵运、陶渊明、陆羽、张志和、陆龟蒙、苏东坡、蒲松龄、张岱、李渔、陈继儒，还有薛涛、鱼玄机、卓文君、李清照、柳如是等人身上。缘由并非才华和成就，更非道德名声，而是情趣、心性和活法，正像那一串串别号，“烟波钓夫”“江湖散人”“蝶庵居士”“湖上笠翁”……我尤羡那抹人生的江湖感和氤氲感，那缕菊蕊般的疏放、淡定、逍遥，那股稳稳当当的静气、闲气、散气（按《江湖散人传》说法，即“心散、意散、形散、神散”），还有其拥卧的茅舍菜畦、犬吠鸡鸣……#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白居易有首不太出名的诗，《访陈二》，其中两句我尤爱，“出去为朝客，归来是野人……此外皆闲事，时时访老陈。”老陈是谁？不知道。但我想，此公一定有意思，未必文墨同道，甚或渔樵野叟，但必是生机勃勃、身藏大趣者，否则老白不会颠颠地往那儿跑。这等朋友，最大魅力即灵魂上有一股酒意，与之相处像蒸桑拿，说不出的舒坦。

我物色以上诸位，很有参考“老陈”的意思。说白点，是想邀其做我的人生邻居，那种鸡犬相闻、蹭酒讨茶的朋友。另外，我还可凑一旁看人家忙正事：张志和怎么泛舟垂钓、与颜真卿咏和《渔歌子》；陆龟蒙怎么扶犁担箕、赤脚在稻田里驱鼠；陶渊明怎么育菊酿酒、补他的破篱笆；李渔怎么鼓捣《芥子园画谱》、在北京胡同里造“半亩园”；张岱怎么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又如何披发山林、梦寻西湖；浣花溪上的大美女，怎么与才子们飞句唱酬，如何发明人称“薛涛笺”的粉色小纸……

关于几位红颜，我之思慕，大概像金岳霖一生随林徽因搬家，灵魂结邻，身影往来，一间墙正适合。

2

我做电视新闻，即那种一睁眼就忙于和全世界接头、急急问“怎么啦怎么啦”的差事。我有个程序：下班后，在下行电梯门缓缓闭上的刹那——将办公室信息留在楼层里；回家路上，想象脑子里有块橡皮，它会把今天世界上的事全擦掉。我的床头，永远躺着远离时下的书，先人的、哲学的、民俗的、地理的，几本小说、诗歌和画谱……

我在家有个习惯，当心情低落时，即翻开几幅水墨，大声朗诵古诗，要么《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要么陶公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皆旁若无人状，学童一样亮开嗓子。很奏效，片刻，身上便有了甜味和暖意。

我觉得，古诗中，这是最给人幸福感的两首，像葡萄酒或巧克力。至少于我，于我的精神体质如此。

踱步于这样的葱茏时空，白天那个焦糊味的世界便远了，什么华尔街金融风暴、胡德堡美军枪击、巴格达街头爆炸、中国足坛赌球……皆莫名其妙、恍如隔世了。

我需要一种平衡，一种对称的格局，像昼与夜、虚与实、快与慢、现实与梦游、勤奋和慵散……生活始终诱导我做一个有内心时空的人，一个立体和多维的人，一个胡思乱想、心荡神驰之人。而新闻，恰恰是我心性的天敌，它关注的乃当代截面上的事，最眼前和最峻急的事，永远是最新、最快、最理性。

我必须有两个世界，两张精神餐桌。否则会厌食，会饥饿，会憔悴，会憎恶自己。

我对单极的东西有呕吐感。

3

我察觉到这样的症状：今人的生命注意力，正最大化地滞留在当代截面上，像人质一样被扣压了，缚绑在电子钟上。

那些万众瞩目、沸煮天下的广场式新闻，那些“热辣”“火爆”“闪亮登场”的人和事，几乎洗劫了民间全部神经，瓜分了每个人每一天。今人的心灵和思绪，鲜有出局、走神和远走高飞的，鲜有离开当代地盘和大队人马去独自跋涉的，所有人都挤在大路上，都涌向最人山人海的地点，都被分贝最高的声响所吸引。新闻节奏，正成为时代节奏，正成为社会步履和生活的心电图。人们已惯于用公共事件（尤其娱乐事件）来记录和注册岁月，比如奥运会、国庆盛典、世博会，比如李宇春、张艺谋、小沈阳，比如《暗算》《潜伏》《蜗居》，它们已担负起“纪年”的光荣任务。再比如，某大导演拍一贺岁片，哪怕粗滥至极，也有人趋之若骛，明明一张垃圾海报，但应召者并无怨言，为什么？因为消费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是众人拾柴的热情，是你被邀请了，是投身于公共集会和时代运动中去，是回复“你看了没有”这个传染性问号。而且，你通过“运动”找到了归属——“岁末”之时间归属、“新潮”之族群归属——既认领了光阴，又认领了身份。

你无力拒绝，懒得拒绝，也不想拒绝。拒绝多累啊。

大家无不过着“进行时”“团体操”式的人生——以眼花缭乱的新闻、日夜更新的时尚为轴、为节拍、为消费核心的生活。

信息、事件、沸点、意见、声音……铺天盖地，但个性、情趣、纬度、视角少了，真正的题目少了。欲望的体积、目标的吨位越来越大，但品种单一，质地雷同。

越来越多的人，活得像一个人，像别人的替身。

越来越多的人生，像一场抄袭，像流水线肥皂。

打量人生，我常想起幼儿园排队乘滑梯的情景：这头爬上，那头坠落。目标、原理、进程、快感、欢呼都一样，小朋友们你追我赶，不知疲倦。

4

有一些职业，很容易让人越过当代界碑，偷渡到遥远时空里去，比如搞天文的、做考古的、开博物馆的、值守故居的；有一些嗜趣，也容易实现这点，像收藏古器、痴迷梨园、读先人书、临先人帖。

有位古瓷鉴藏家，她说自己这辈子，看瓷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知其然；二是知其所以然；三是与古人神交。她说，看一样古物，最高境界不是用放大镜和知识，而是睹物思人、与之对话。古物是有生命的，它已被赋予了性灵和品格，从形体、材质、纹理、色釉到光泽、气质、触感、髓气，皆为作者之情智、想象力和喜怒哀乐的交集之果。辨物如识人，逢高品恍若遇故交，凭惊鸿一瞥、灵犀一瞬即能相认。形体可仿，容颜易摹，灵魂却难作弊。

可以想象，这位藏家在古代有多少熟客，其屋该是一间多么大的聚会厅，多少有意思的人济济一堂，多少传奇故事居住其中。她怎么会孤独呢？

乾隆在紫禁城有间书房，叫“三希堂”，面积很小，仅8平米，上有他亲题的对联：“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此屋虽狭，但它恐怕是天下最深阔的“怀”了，134位名家的340件墨迹及495种拓本，尽纳于此。乾隆虽婪，但其眼福却让人羡，那是何等盛大的雅集和磅礴气场啊，一旦走进去，你想不神游八方都不成。

在京城，我最大休闲即泡博物馆、游老宅、逛潘家园或报国寺的古货摊。我不懂、也不买，就东张西望、走马观花，跟着好奇心蹓跶。有的铺子是唐宋，有的摊位是元明，有的院落是晚清和民国……那些旧物格局，有股子特殊气场，让你的心思飘飘袅袅，溜出境外，一天恍惚下来，等于古代一日游。

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到长安，拜谒千年前王珣的《伯远帖》，惺惺大发，忍不住添墨其后：“既幸余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话虽自负，却尽显亲昵，也留下一段隔代神交的佳话。我见过《伯远帖》的影印件，尺幅不大，董大师的友情独白占去半壁，还满载历代递藏者的印鉴，不下10余枚，包括乾隆的。应该说，诸藏家与晋人王珣的神交程度，并不逊董，只是董艺高性野，抢先表白了，继者也只能小心翼翼捡个角落座，或体恤先物、不忍涂鸦。

藏轴、藏卷、藏器、藏曲……皆藏人也。皆对先人的精神收藏，皆一段高山流水、捧物思古的友谊，皆一场肌肤遥远却心灵偎依的恋爱。

5

除了鉴藏，读书亦然。

明人李贽读《三国志》，情不自禁欲结书中豪杰，大呼“吾愿与为莫逆交。”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幅对联让左宗棠自励终生。

人最怕的即孤独，尤其精神上的冰雪冷寂，布衣贩夫、清流高士皆然。特别后者，无不染此疾，且发作起来更势急、更危重，所以围炉夜话、抱团取暖，便是人生大处方了，正所谓“闲谈胜服药”。翻翻古诗文和画谱，即会发现，“朋聚”“访友”“路遇”“重逢”“雅集”“邀客”——乃天下文人竞趋和必溺之题。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场景，不知感动和惊喜了多少寂寞之士。

然而，知音毕竟难求。尤其现世生活圈里，虽强人倍出，却君子稀遇，加上人心糙鲁、功名纠葛，友情难免瑕疵，保养和维系的成本亦高。与古人神交则不同了：古人不拒，古人永驻，古人常青。凡流芳后世者无不有着精致人生，且永远一副好脾气，毋须预约，不会扑空，他（她）就候在那儿，如星子值夜。你尽可来去如风，更无利益缠绕，天高云淡，干干净净。

名隐陈继儒如此描绘自己的神交：“古之君子，行无友，则友松竹；居无友，则友云山。余无友，则友古之友松竹、友云山者。买舟载书，作无名钓徒。每当草蓑月冷，铁笛风清，觉张志和、陆天随去人未远。”陆天随即陆龟蒙，与作者隔了近800年。

“去人未远”，是啊，念及深邃、思至幽僻，古今即团圆。此乃神交的唯一路径，也是全部成本。山一程、水一程，再远的路途皆在意念中。

吾虽鲁钝，夜秉《世说新语》《聊斋志异》《夜航船》等书时，亦有如此体会——

读至酣处，恍觉白驹过隙、衣袂飘飘，影影幢幢处、柳暗花明间，你不仅得见斯人，斯人亦得见你。一声别来无恙乎，挑帘入座，可对弈纵横、把盏擎歌，可青梅煮酒、红袖添香……

国学大师陈寅恪，托10载光阴，毕暮年全部心血，著煌煌80万言《柳如是别传》。我想，灵魂上形影相吊，慰先生枯寂者，唯有这位300年前的秦淮女子了。其神交之深、之彻，自不待言。

6

古人尚神交古人，今人当如何？

附庸风雅的虚交、名利市场的攀交、蜂拥而上的公交、为稻粮谋的业交，甚嚣尘上，尤其炒栗子般绽爆的“讲坛热”“国学热”“私塾热”“收藏热”“鉴宝热”“拍买热”。但人生意味的深交、挚交，纯粹的君子之交、私人的精神之恋，愈发稀罕。

读闲书者少了，读古人者少了，读古心者更少。

星转斗移，今心性已大变。

有朋友曾说过一句：为什么我们活得如此相似？

问得太好了。人的个体性、差异性越来越小。恰如生物多样性之锐减，人生多样性也急剧流失，精彩的生活个案、诗意的栖息标本，皆难搜觅。

某日，我半玩笑地对一同事说：“给我介绍一两位闲人吧，有趣的人，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比我们有意思有意义……”他长期做一档“讲述老百姓自己故事”的节目，猎奇于民间旮旯，又兼话剧导演，脑筋活泛，当有这方面资源。他嘿嘿几声，皱眉半晌，摇头：“明白你的意思，但不骗你，这物种，还真绝迹了，恐怕得往古时候找了。”

陋闻了不是？我就知道一位：王世襄，90高龄，人誉“京城第一玩家”。不过朋友所言也是，老人虽在世，但显然不属于当下，乃古意十足之人，算是古时留给后世的“漏”。在现代眼里，世襄不真实；在世襄看来，眼前也不真实。

王世襄活在旧光阴和白日梦里，连个发小、玩伴都找不到。

其实还有位我爱羡的前辈，汪曾祺。只是先生已驾鹤西去。

“恐怕得往古时候找了。”朋友没说错。

论数量，古有几千年、数十朝的人物库存，可供“海选”。论质量，物境决定心境，那会儿时光疏缓、云烟含幽，万象步履稳健、优游不迫，又讲究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所滋养出来的人物，论心质、趣味、品性，皆拔今朝一筹；论逍遥、活法、个色，亦富饶于当代，可谓千姿百态、洋洋大观。

而现代社会，薄薄几十年景，风驰电掣、激酣凌乱；又值大自然最受虐之际，江湖枯萎，草木疲殆，世心莫不如物；加上人生高度雷同，所邂逅者无非当代截面上的同类，逢人如遇己，大同小异，权当照了回镜子。

总之，论人物美学资源，彼时与今朝，如大集市和专卖店。

前者种类多，品相全，随你挑。而后者往往只卖一个牌子。

7

有时候，你会觉得爱一个当代人是件很吃力、很为难的事。

除物理差异，此人和另者没大区别。其所思所想、心内心外，其喜怒、追逐、情态、欲望、口头禅、价值观、注意力……皆堪称这个时代的流行货色和标准件，乃至色相都是统一美容之果。总之，人复制人，人生复制人生，连“一方水土一方人”都难成立了。

那么，你非此人不爱不嫁不娶的理由是什么呢？其价值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呢？你又是怎样“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呢？不错，爱不讲理，但日久天长，你还是会暗暗和自己讲理的。何以当代男女间的背叛如此容易和盛行（甚至无须理由，给个机会就成）？我想，根源恐于此。

夸张点说：这个时代，有异性，无异质。有肉身之异体，无精神之异态。

只求物理性感，不求灵魂性感，恐才是真正的爱情危机。不仅爱情，友谊的处境也差不多，因为在发生原理上，二者都是献给个体的，都基于个体差异和吸引，所以麻烦一样。

一位我欣赏的朋友，乃古典音乐发烧友，酷爱巴赫、马勒、勃拉姆斯。她说过一段让我吃惊又马上领会的话，她说：“与音乐为伴，你很难再爱上别人，你会觉得自己很完整，什么也不缺，不再需要别的男人或女人，尤其他或她出自眼前这个世界，这个和音乐格格不入的世界……”

我说，我明白。

8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处古人闲。”

我喜欢散步式的活法，那种挂着草鞋、脚上带泥的徒步人生，那种蹓蹓跶跶、拖鞋节拍的人生。而现代人崇尚皮鞋与轮胎，无缘泥泞和草木，乃疾行式的活法，是沥青路和跑步机上的人生。

有支摇滚乐队叫唐朝乐队，唐朝乐队有个主题叫“梦回唐朝”。

唐朝？我欣赏这记冲动。这是理想主义肩上的红旗，是精神漂流瓶里的小纸条。

投宿于何朝无所谓，重要的是它意识到生命除了当代还有别的，除了现实还有“旁在”。重要的是它不甘心被时尚蒙上眼罩，不甘心一辈子只与现状为伍、乖乖在笼子里踱步，不甘心肉体被驯服后还要交出灵魂和梦——并让该逻辑无理地合理化，不甘心精神上只消费当下和当下制造……它要挣扎、突围，它试图溯源而上，逆流而上，寻着古代的蹄印搜索未来的马匹。

人之外，还有人。世之外，还有世。

那个世，或许是前世，或许是后世……

一个人的精神，若只埋头当下，不去时代的地平线以外旅行，不去光阴深处化缘，不以“古往今来”为生存背景和美学资源……那就不仅是活得太泥实太拘谨的问题，而是生命的自由度和容积率，遭遇了危机。若此，人生即难成一本书，唯有一张纸，无论这纸再大，涂得再密密麻麻、熙熙攘攘，也只是苍白、薄薄的一个平面。

人这一辈子，人类这一辈子——两者间有一种联系，像胎儿和母腹。应找到那条脐带，保养好它，吸吮养分，以滋补和校阅今世的我们，以更好地学习人生、摆渡时代烦忧……

探古而知今亏，藏古方觉身富。

一个人，肉体栖居当代，只有“个体的一生”，但心灵可游弋千古，过上“人类的一生”。

种一片古意葱茏的林子吧，得闲去串串门，找几位熟人、朋友或情人。

生活，离不开乌托邦。

——题记

 1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诗经》无处不充满对光阴的警觉与热爱，提醒同胞惜时和勤勉，比如这首《唐风·蟋蟀》，即在冲人喊：蟋蟀已跑你屋里了，天凉好个秋，赶紧寻乐吧，别磨磨蹭蹭啊。

蟋蟀躯微，入室难见，但可聆察。所以，虫鸣的意义在于醒耳，耳醒则心苏。#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在我眼里，史上最伟大的田园诗要属《豳风·七月》，它不仅是一年农事的全景画，且是一部旷野奏鸣曲。除了天上飞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莺）”“五月鸣蜩（蝉）”“七月鸣鵙（伯劳鸟）”，我尤喜地上的那一小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在音乐未诞生前，世上最美妙的动静，竟是从虫肚子里发出的。

小小软腹，竟藏得下一把乐器。

喓喓，嘁嘁，嗞嗞，瞿瞿，唧唧，聒聒，嗤嗤，啨啨……

自然音律里，虫声最难绘，但各种象声词还是纷纷扬扬。

古人不仅崇拜光阴，更擅以自然微象提醒时序，每一季都有各自的风物标志。

秋呢？谁是它的形象大使和新闻发言人？

“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韩愈）。该说法基本权威，古人鸣秋，借助最多的即虫，“梧桐飘落叶，秋虫情更痴”，秋风萧飒时，虫是旷野最生动的音符。

虫族中，名声大的属蟋蟀、蝈蝈、油葫芦、金铃子，我儿时亲近过前两位，喂之辣椒、葱头和苹果。记得课上学“蟋蟀”，怎么也写不对，直恨这字儿咋长那么多腿，结果像画画，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腿数总不对。除“蛐蛐”，蟋蟀还有个别称：“促织”或“趋织”。据说从魏晋兴叫，原因是农妇一听到它，即知天要凉，得赶紧织布缝衣了，故幽州有谚：趋织鸣，懒妇惊。

关于虫效，有民间说法：夜晚，将蝈蝈或蛐蛐笼悬于睡榻前，蚊子即躲得远远的。我试过，“瞿瞿”声带给神经的兴奋比蚊叮更让我睡不着。

         2

若以性情论四季，我以为春烂漫、夏聒烈、秋清幽、冬肃沉。

我最喜秋。秋让生命知觉最细锐、心灵层次最丰富、想象力最驰远……一个人最有和自己对话的冲动。

为何？大概因为静。

秋之静，有虫语之功。秋收后，天空疏阔，旷野清朗，突然，丝丝缕缕、高高低低的“瞿瞿”“唧唧”飘来（这时，很像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将一根手指竖立唇边：嘘——），世界便一下子静了，一年的尘嚣都涤散了，吹远了。

虫声制造凉意，你会倏地一惊，身体收紧，接着，某些东西开始苏醒。你会清晰地意识到生命进度，触到某个不易觉察的部位和愿望……

少时，虫比声更诱惑我，虫声在我听来也总是欢悦、灿烂的。而立后，我才品出它的清冷，它的沁凉，才算领会了那些引虫入诗的古人心境——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

“秋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苍苍。”（李郢）

“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张衡）

“秋风袅袅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汤惠休）

淅淅沥沥之鸣，怎能不勾起思情离愁？

    3

论精神线条和心灵耳朵，古人比今人要敏细、精巧得多，后者太糙太钝了。试问，我们能识几种虫语？谁配做一只蟋蟀的知音？

明人袁宏道在《蓄促织》中，论虫语之异：蝈蝈“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金钟儿，“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见暗则鸣，遇明则止。”

虫微弱，和鸟兽的张扬不同，其性谦怯，其态隐忍，故生命触须极细，对时令、天气、晨暮、地形的体察极敏，这也是其声之幽、之迂、之邃的原因。所以，凡悟其语、知其音者，耳根须异常清静，心灵须有丰富的褶皱与纹理，方能共鸣。否则，对牛弹琴。

梅妻鹤子，山鬼结拜，在师法自然上，古人真是身体力行。

他们比今人性灵、彻悟、烂漫，所以能出公冶长那般通鸟语之人，恐怕这也是古典文学出没灵异精怪的原因。一部《太平广记》，近乎仙妖大全。

他们走得远，走得幽，一个人敢往草木深处闯，所遇蹊跷和神奇也就多。

这和科学及生产力无关。

几千年来，古人的生活美学和精神空间里，虫鸣文化一直是重要构件。

和“天人合一”的心旨有关，也与早年大自然的完整性和纯净度有关。

说到这儿，忽想起一档游戏来。儿时，有一种“鸡、虎、虫、棒”的斗牌，现在想，后人无论如何发明不出这玩法了，因为世界的元素变了，常识也变了。不信你看：野虎没了吧？那“虎吃鸡”之经验即立不住了；对笼养鸡来说，“鸡食虫”岂非白日梦？虫也给农药灭净了吧？“虫咬棒”从何谈起？几条生物链都断了，现代视野里只剩棒和鸡，没得玩了。

大自然的完整性一旦受伤，古老游戏的内在逻辑也就撑不住了。

 4

对古人心境而言，虫鸣是一位如约而至、翩然而降的房客。

娉娉、袅袅、衣冠楚楚、玉树临风……略含忧郁，但不失笑容与暖意。尤其在百姓和孩童耳朵里，那分明是高亢的快活。

“怀之入茶肆，炫彼养虫儿”，“燕都擅巧术，能使节令移，瓦盎植虫种，天寒乃蕃滋”……在《锦灰堆》书里，大师级玩家王世襄忆述了亲历的京城虫戏，从收虫、养虫到听虫（斗虫为我所憎，故本文不及），从罐皿到葫芦的植术造式，淋漓详尽。

为挽续虫语，古人从唐代开始宠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子，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也”（《开元天宝遗事》）。经一路研习，蓄虫术愈发精湛，学得孵化后，虫声即从秋听到冬，听到过年了。

古人会享受，擅享受，懂享受。

想想吧，大雪飘凌、风号凛冽，而斗室旮旯里，清越之声蓦起，恍若移步瓜棚豆架……而且此天籁，取材皆于大自然，几尾草虫、半盏泥盆、一串葫芦，即大功告成，成本极低。

有句俗话，叫“入葫听叫”。

太美了，真是点睛之笔啊，正可谓一葫一世界、一虫一神仙。你看，秋虫和葫芦，动静搭配，皆出身草木，多像一副妙联的上下句。

虫声高涨，带动了它的商品房——葫芦业。清咸丰年间，有个河北三河县人，别号“三河刘”，他种造的葫芦，音效特好，至今为收藏界念叨。过去的北京琉璃厂，一度虫鸣沸腾、葫芦满街，有位叫张连桐的人，也是养葫高手。

那年逛地坛庙会，我购得一玩意儿：一对乌色的草编蟋蟀，翘翅攀在半盏束腰葫芦上，神态警觉，栩栩如生。作者亦有来头，裕庸老先生。该翁1943年生，满族正黄旗，爱新觉罗氏，曾拜师北派的齐玉山、南派的毅正文，被誉为京城最后的草编大师。

至今，它仍摆我书案上。冷不丁搭一眼，心头滑过一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或“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甚是惬意。

5

城市豢养的器官是迟钝的，知音秋虫者，寥寥无几。

王世襄先生乃其一。这位大爱大痴的老人，那种蚂蚁般的天真，那种对幼小和细微的孜孜求好，那种茂盛的草木情怀和体量……当世恐难见其二。

他在《锦灰堆》里回忆的那番青春好风光，乃中国养虫人最后的黄金时代，亦是虫鸣文化的绝唱和挽歌。

此后，水土、心性、耳根、居境、世风……皆不适宜了。

空间越来越只为人服务，环境侍奉的对象、卫生标准的主体，都是人。比如水污、地污、光污、音污，比如农药、化肥、除草剂，其量于人不足致命，于虫则不行了，虫清洁成癖，体弱身薄，一点微毒即令之断子绝孙。

古时秋日，不闻虫语是难以想象的。那是耳朵渎职，是心性失察，是人生事故。足以让人惊悸、懊恼，羞愧难当。

可当今，一年到头，除了人间争吵和汽车喇叭，我们什么也听不见。

或许耳朵失聪，或许虫儿被惊跑了，躲得远远的了罢。

总之，不再与人共舞，不再与人同眠。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何年何夕，那尾童年的蟋蟀，能再赴我枕畔、窃窃私语呢

天蓝得惊人，令人晕眩。昨晚竟没拉遮光窗帘。

瞥一眼手机上的时间，06：32，恍惚以为是下午六点二十分。以为是睡了个午觉。用了5到10分钟求证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想起了两个：一是日本战败日，或者说抗战胜利纪念日（往年新闻总要提到的）。一是国悼日，为舟曲死难同胞默哀。#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这是个混乱的日子。事件混乱。生物钟混乱。情绪混乱。想起今天值班的同事，可怜的孩子，今天的节目怎么编呢。

想想临睡前都干了什么？匆匆翻了两本书，一本是论语别裁，摧眠工具。一本是外国某某文选，无意中遇到了茨威格的遗书。20年前就看过，至今觉得这是篇伟大的文章。

我把它抄下来：

“在我自愿地、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义务迫使我去完成，那就是向这个美丽的国度——巴西表示由衷的感激。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斯蒂芬·茨威格， 于彼得罗保利斯，1942年2月22日。”

抄完这些话，心情很沉痛。为故人，为国家，为同胞，为悲愤的河山和毁灭的当代。

即使没有今天，也很沉痛，许久了。

今天不看电视。所有画面和声音我都知道，连同规定的表情和服装。

今天，我沉痛悼念我柔弱的同胞，同时悼念这个没有主人的国家。这个无神论的粗野的国家。这个丧失了真相、理想和康复能力的国家。

其实，珍惜同胞比悼念同胞更重要。尤其珍惜每个柔弱的生者，给之尊严，给之自由，给之安全，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已对这个国家丧失了最后的敬意。我从未像今天这么烦躁而不耐。

窗外蝉在叫，很疯狂，很痛心疾首，像是在拼命呕吐。天凉了，它们即将落幕，在写遗书。

它们经历了一个恐怖夏天，水深火热的夏天。

阳光像刺刀。我又被划了一下。

明天，一定要发个新帖。一定要换件衣服。一定要跑步。一定要好好吃饭。一定要睡足觉。

一个坏的时代，在人性、伦理、规则、逻辑上，默认或怂恿如下做法——

宠爱自己的孩子却漠视别人的孩子；孝敬自己的父母却欺凌别人的父母；善待自己的兄弟却盘剥别人的兄弟；荫护自己的眷属却虐待别人的眷属；爱惜自己的姐妹却侮辱别人的姐妹；扩充自己的钱包却压榨别人的钱包；造福自己的家乡却掠夺别人的家乡……#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天使与魔鬼，两种人格，两个身份，两套本能。

而这，每天都发生在贪官、恶奴、街霸、骗子、奸商、盗贼身上。偶尔，也会若无其事地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一个好的时代，应最大限度地消解以上荒谬和悖论。

一个好的时代，会让天下孩子都遇到呵护，所有父母都得到孝敬；会以政府的担当替代百姓的焦虑，会以政府的信用激励民间的诚实；会以完善的制度保障游戏的公正、分配的合理、权力的谦卑；会让富人失去骄横、学会仁爱，会让弱者得到帮助却不失尊严；会让每个做梦的人都有光明之感，会让美德和纯真不被嘲笑与辜负；会让命运不亏待那些劳苦，会像麦田那样承诺耕耘与收成、汗水和果实成正比……

一个好的时代，个人的幸福不以别人的痛苦为肥料，个人的满足不以别人的忧愁为成本，个人的衣冠楚楚不以别人的破衫蓝褛为背景……甚至，人类“以人为本”的时候不再虐待别的物种，壮大人间的时候不再奴役大自然。

一个好的时代，空气中最大成分是氧和爱，大街上最流行风景是笑容，是问候、礼让、牵手、携扶，非怨恨、牢骚、争抢和骂骂咧咧。

一个好的时代，应尽快到来！应尽快变成共识和承诺，变成效率和集体行动。应只争朝夕地去呼唤，夜以继日地去兑现。

一个好的时代，不会把它的任务让渡给下个时代，不会找各种借口把今天的事推给明天，它会对公民此生的幸福负责。

因为人只有一辈子，未来可消费历史上的我们，而我们无法消费未来。“为了美好的今天”，其神圣性与合法性，远远大于“为了美好的明天”。

一个好的时代，不会因遇到苛求而恼羞成怒。

一个好的时代，不需要世人去感激，只期待爱与批评。

你见过真正的黑夜吗？深沉的、浓烈的、黑魆魆的夜？

儿时是有的，小学作文里，我还用过“漆黑”，还说它“伸手不见五指”。

从何时起？昼夜的边界模糊了，夜变得浅薄，没了厚度和深意，犹如墨被稀释……渐渐，口语中也剥掉了“黑”字，只剩下“夜”。

夜和黑夜，是两样事物。

夜是个时段，乃光阴的运行区间；黑夜不然，是一种境，一种栖息和生态美学。一个是场次，一个是场。

在大自然的原始配置中，夜天经地义是黑的，黑了亿万年。即使有了人类的火把，夜还是黑的，底蕴和本质还是黑的。#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这是《诗经·庭燎》开头的话，给我的印象就是：夜真深啊。

那会儿的夜，很纯。

一位苗寨兄弟进京参加“原生态民歌大赛”，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什么？城里的夜太亮了。没法子，只好以厚毛巾蒙面，诈一回眼睛。在他看来，黑的浓度不够，即算不上夜，俨然掺水的酒，不配叫酒。

习惯了夜的黑，犹如习惯了酒之烈，否则难下咽。

宋时，人们管睡眠叫“黑甜”，入梦即“赴黑甜”。意思是说，又黑又甜才算好觉，睡之酣，须仰赖夜之黑：夜色浅淡，则世气不宁；浮光乱渡，则心神难束。所以古代养生，力主“亥时”（约晚10点）前就寝，惟此，睡眠才能占有夜的深沉部分。

现代人的“黑甜”，只好求助于厚厚窗帘了，人工围出一角来。

伪造黑夜，虚拟黑夜……难怪窗帘生意如此火爆。

2

昼夜轮值，黑白往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乃自然之道、人生正解。

夜，是上天之手撒下的一块布，一座氤氲的罩体，其功能即覆护万物、取缔喧哗、纳藏浮尘，犹若海绵吸水、收杂入屉。无夜，谁来叫停芸众的熙攘纷扰和劳顿之苦？何以平息白昼的手舞足蹈与嘈沸之亢？夜，还和精神的营养素——“寂”“定”“谧”相通，“夜深人静”意思是：夜深，心方静远……而这一切，须靠结结实实的“黑”来完成：无黑，则万物败露，星月萎殆；无黑则无隐，无隐则无宁。

所以我一直觉得，黑，不仅是夜之色相，更是夜的价值核心。

黑，是夜的光华，是夜的能量，是夜的灵魂，也是夜的尊严。

“不夜城”，绝对是个贬义词。等于把夜的独立性给废黜了，把星空给挤兑和欺负了。它侵略了夜，丑化了夜，羞辱了夜，仿佛闯到人家床前掀被子。

将白昼肆意加长，将黑夜胡乱点燃，是一场美学暴乱，一场自然事故。无阴润，则阳萎；无夜育，则昼疲。黑白失调，糟蹋了两样好东西。

往实了说，这既伤耗能源，又损害生理。我一直纳闷为何现代鸡发育那么快？真相是：笼舍全天照明，鸡无法睡觉，于是拼命吃。见光吃食，乃鸡的秉性，人识破了这点，故取缔了黑，令其不舍昼夜地膨胀身子。

现代鸡是在疯狂的植物神经紊乱中被速成的。它们没有童年，没有青春，只有起点和终点。人享用的，即这些可怜的被篡改了生命密码的鸡，这些一声不吭、无一日之宁的鸡。毕其一生，它们连一次黑夜都没体会，连鸣都没打过。

我想，应给其重新起个名：昼鸡，或胃鸡。

无黑，对人体的折磨更大，可谓痛不欲生。据说逼供多用此法，不打不骂，只用大灯泡照你，一两日挺过去，第三天，你会哭喊着哀求睡一会儿，哪怕随后拉出去枪毙。

3

黑夜，不仅消隐物象，它还让生命睁开另一双眼，去感受和识别更多无形而贴心的东西。

成年后，我只遇上一回真正的夜。

那年，随福建的朋友游武夷山，在山里一家宾舍落脚。夜半，饥饿来了，大伙驱车去一条僻静的江边寻夜宵。

吃到一半，突然一片漆黑，断电了。

等骚动过去，我猛然意识到：它来了，真正的夜来了。

亿万年前的夜，秦汉的夜，魏晋的夜，唐宋的夜……来了。

此时此刻，我和一个古人面对的一模一样？

山河依旧？草木依旧？虫鸣依旧？

是，应该是。那种弥漫天地、不含杂质、水墨淋漓的黑，乃我前所未遇。

星月也恢复了古意，又亮又大，神采奕奕。还有脚下那条江，初来时并未听到哗哗的流淌，此刻，它让我顿悟了什么叫“川流不息”，什么叫“逝者如斯”，它让我意识到它已在这儿住了几千年……

我被带入了一幅古画，成了其中一员，成了高山流水的一部分。

其实，这不过是夜的一次显形，恢复其本来面目罢了。

而我们每天乃至一生的面对，皆被改造过的不实之夜。

几小时后，灯火大作，酒消梦散。21世纪又回来了。

这是一次靠“事故”收获的夜。

对都市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寥寥无几。第一，你须熄掉现代光源，遭遇或制造一次停电。第二，你须走出足够远，甩掉市声人沸的跟踪，最好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否则一束过路车灯、一架红眼航班，即会将梦惊飞。

所以，这是运气。

4

夜的美德还在于，其遮蔽性给人生营造了一种社会文化：个体感和隐私性。

如果说，白昼之人，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演绎集体生活模式，那么，黑——则让人生从“广场状态”移入角落状态，夜——成了除住宅空间外更辽阔的私生活舞台。所以，“夜生活”即同义于“私生活”。

我向来觉得，生活的本质即私生活，私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白天，人属于人群，不属于自我，正是夜，让世界还原成一个个私人领地和精神单元，正是黑的降临，才预示着生活帏幕的拉开。

但棘手的是：现代之夜的“黑”，明显减量了，不足值了。

现代生活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向是：愈发的白昼化，愈发的广场性。风靡各地的“灯光工程”、“不夜工程”、无孔不入的摄像头，即为例证。

凡诱惑之物，必成为一种资源，进而孕育一份产业。

终于，有人瞄上了“黑”，并把它变成巧克力一样的东西——

2005年，北京商务区开了一家名为“巨鲸肚”的黑暗餐厅，顾名思义，这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人造空间。该餐厅分亮光区和黑暗区，客人先在亮区点餐，将手机、打火机、表链等发光品交存储，再由佩夜视镜的侍者引入暗区。

一时间，该餐厅生意火爆，预订期长达一周。说是进餐，不如说猎奇，因为没人把吃当回事，据说饭菜并不可口，大家消费的是黑——绝对的、久违的、正宗的、业已消逝的“黑”。

我想，谁要打造一栋名曰“夜未央”的诗意空间，肯定更卖座。我也会去消费。夜如何其？夜未央，夜未央……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一点不厌光，相反，我深爱星月之华、烛火之灿。

夜里，微光最迷人，最让人心荡漾。

我厌倦的是“白夜城市”“不夜工程”，它恶意篡改了大自然的逻辑和黑白之比，将悦目变成了刺眼。

对“黑”的偏见和驱逐，这个时代有点蠢。

我觉得，人类应干好两件事——

一是点亮黑夜。一是修复黑夜。

同属文明，一样伟大。

——（德）费·梅林《马克思传》

青春期，他们没能把我培养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最好的机会），现在回头想，他们是很不称职、很不负责的。我说的他们，是教马列课的老师。我的专业是政治思想教育，按说，培养初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其首要任务。或许，他们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混饭吃罢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学生成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并不着急，很无所谓的样子，这太不像一个传教士了。

其实，他们完全有机会让我这样的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正值激情飞扬、心性热辣的季节，趁一个人精神发育旺盛、饭量大的年龄，哪怕只做一个短期的、初级的信徒（当然，我最终不会成为任何政治信徒，而只会成为生命信徒、自然信徒或艺术信徒）。何以这么说呢？#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我生性是个抗拒权威的人，无限自由，乃我崇尚和迷恋的东西。青春期排斥马克思，并非我读懂了老人家，而是因为他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光线，他太权威了，是参天树冠，是太阳神。数年后，一记偶然，当我如痴如醉读完一组文摘片断时，大惊失色，作者竟是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竟如此绝对和彻底地鼓吹自由！我心中的自由！

“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天哪，马克思竟说过这样的话！真是震聋发聩！大学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是故意不告诉还是漏掉了？他们觉得这些青春论调在其巨著里微不足道？

我想，仅凭这样几段话，年少的我即会恭恭敬敬向作者鞠躬，即会无比地喜欢上他，甘愿做其门徒，做一个学马著积极分子。你听，说得多好，多么激情澎湃、富有诗意——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支黑色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实在出乎意料。如此纯粹地吹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绝口不提“真理权威”和“统一思想”，若隐去署名，我以为是某个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家伙写的呢，比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托派”或“资修”分子等。

奇怪啊，当年怎么就没人向我大声朗读它们呢？这可是马克思的政论处女作啊，是他向全世界吹响的第一波号角啊！而且在《马恩全集》里，它们联袂占据了开篇位置，一个排卷首，一个排第三，写作日期也仅隔两月。它们太该成为我的开学第一课了！这样的课堂，怎么会有人磕睡呢？除非是一头猪。所以，我觉得我的马列教师很失败，很失职，他们有意无意屏蔽了马克思最好的东西，最有号召力和让人信服的东西。是失明还是选择性失明？我不解。

两文分别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皆诞生于1842年春。那一年，马克思才24岁。

事情如下——

早在1819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过一个书报检查令，声称“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其中道：“对政府的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为了对二者加以区别，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鉴别能力。与此相适应，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且必需的。”
　　新法令的颁布，让不少人油生错觉。《莱茵报》刊文道：“新的书报检查令使我们充满了巨大的快乐，也充满了新的勇气和信心；虽然我们还没有获得出版自由，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如果得到正确理解和运用，将对政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

24岁的马克思，洞穿了新法的虚伪，奋笔疾书，于1842年2月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政治檄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接着，他又就此话题续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言论自由，是马克思的第一声呐喊，也代表了这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第一个诉求。6年后，这种自由理念被他带入了《共产党宣言》，在那个影响力仅次于《圣经》、将改变世俗社会进程的小册子里，他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认为他说过的最闪光和浪漫的话。鉴于此，我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动辄把“自由”和“个人”视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做法（比如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感到费解。按说，马克思大脑中的“自由”成分和含量比谁都多，尤其“绝对自由”的浓度，甚至超过了约翰·弥尔顿、洛克等前辈启蒙者。那些自称马克思弟子的人和红色革命者为何视而不见呢？是没有读过还是不以为然？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不具任何合法性和道德可靠性——

“法官和书报检查官的差别多大呵！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检查官表现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出版物的一定过失，而在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出版物的精神……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还捏造罪行。”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与此相反，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以表面的世界观来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斗争，它只具有否定的性质。”

“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马克思给处女作小心翼翼注上标题：《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然后寄给了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不出所料，它遭到了书报检查官的拦截。为突破封锁，翌年，卢格在瑞士出版《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该文被收入第一卷。

24岁的马克思，在处女作的结尾感慨：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把你的所想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是的，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可就是这种心口一致的幸福，在后来的岁月和国际共运史上，却蒙受了双重剥夺：除了专制政府一如既往的围剿，又遇上了阵营内部的团结性封杀。尤其“十月革命”后的红色威权，尤其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那些声称最嫡系、最合身地继承了马克思衣钵的人，在新闻和表达自由方面，公然操起了被导师诅咒的剪刀和锁具……早在此之前，晚年的恩格斯就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予以斥责，他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在给拉法格的一封信中他说：“所有这些先生都在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可以说，马、恩的自由基因，在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为旗号的政治实践中——从西欧到俄国和中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布尔什维克，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是渐次保守、逐代弱化、层层减量乃至走向反面的过程。这个轨迹，若刻薄一点，确可称之从“龙种”到“跳蚤”。这记转身，多位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之瞬间。

法国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说：“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所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真诚。”

晚年的陈独秀也意识到了这点，在最后几封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把衡量民主的关键定位于有无“反对党之自由”。

马克思的精神航线是从“自由”起锚的，《共产党宣言》更把“自由”许诺到了极致。马恩学说能有那么大的世俗号召力，应归功于“自由”“正义”“公平”“保障”“解放”这些核心词，尤其“自由”之说，不仅对社会底层和劳工有用，更对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有着大魅惑、大激励。

遗憾的是，很多时候，马恩的原著精神在它的信仰属国并未被忠实地传播和诠释，它时时、处处被误解和漏读，被各路诸侯随意剪裁、篡改，被许配给了五花八门的“国情”“特色”。最终，它成了各取所需的兵器库：镰刀、斧头、棍棒、胡萝卜、糖衣……一应俱全。

或许，马克思预感到了自己将作为历史资源被未来政治争夺和利用的危机，去世前他不止一次地抱怨：“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这个事实，从未有人告诉我。我也错过了崇拜马克思的机会。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一个憎恶和警惕个人崇拜的人，一个拒绝政治神话和威权的人，本身就值得信任。

对于马克思，像我这代人和这类人，会经历两次阅读：一次是漏读、误读，一次是补读、正读；一次是被人断章取义地领读，一次是原汁原味地自习。前者是加了大量配料被煮熟、咀嚼后——盛在汤勺里、专门喂病人和婴儿用的；后者则属私人意义的觅食，乃饥饿者主动采摘的鲜蔬——地地道道的正宗。“送来”和“拿来”，不仅感受有别，甚至彼此歧义得令人吃惊。我终于醒悟：马克思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不一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头脑风暴和阶级风暴不一样，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如果说前者的内涵是相对稳定和确指的，那后者则完全是一组变数，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另外，读《全集》和《选集》感受也不同，读《全集》，会看到一副大脑的全貌、年轮、轨迹和细节——而不仅是“左脑”或“右脑”的侧面和局部造影，会看到一位真诚的、充满矛盾、激情和自我改造的19世纪思考者，而非一个超时空的免检的上帝。

我看到一份资料：1979年初，胡耀邦曾几次向党内同志推荐《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甚至大声朗诵其段落。耀邦对大家说：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不搞审查制度，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办？我看可以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作家加强自己的责任感去解决。

这是一位诚挚的读书人，真正用心读马克思的人。

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发起，举行了一次校内推选：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思想家”？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位居第一。随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话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集选票，结果揭晓。排名前十位的依此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阿奎那、霍金、康德、笛卡尔、麦克斯韦、尼采。

说实话，这份榜单让我吃惊，若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搞评选，自无异议，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经历了东欧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尚有这么高的人气，出乎意料。

但随后，我也明白了，这份结果其实印证着某种东西：除却那些过于激烈的阶级论和革命论，除却那些被历史遮蔽、误解——被各国政治家篡改、讹传的因素，马克思的很多价值观，皆有稳定的普世性和现实意义；尤其他以自由、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论述，他对垄断资本、血汗工厂、经济危机的解剖与批判，皆对20世纪欧美国家的社会预警和制度完善有着莫大启示和鞭策力。在促进劳工福利、再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系统、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等方面，马克思是有大远见、大贡献的。

我离开校园已10年有余，虽不敢称成熟，但体内已积淀了一定的理性，再想把我塑造成一个政治信徒，难矣。但回头想，至少有那么几年我是很容易成为一个马克思拥趸的，若遇到称职的老师，只消让我及时遇见上述两文即可。凭我青春的亢奋和对自由的溺爱，定会迷恋上他，就像当年无数青年投奔延安“宝塔山”一样——那是青春很难拒绝的东西。有本书，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集结了1941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翻开它，仅凭那些充满“民主、自由、普选、天赋人权”的标题，你就会被燃成一团火，就不难明白这个窑洞里的反对党为何会闪闪发光，并最终夺下了江山。我就想：若生在当年，自己恐怕亦会像灯蛾般不顾一切地扑向它，投奔它。也许，胡适、鲁迅可以拒绝，但一个青春期的理想主义者没理由拒绝，哪怕仅仅是声音和光影的诱惑。就像女人无法抗拒香水。

可惜了，在我年轻时，没遇见如耀邦先生那样隆重推荐文章的人，那样深情的朗读者。于是这世上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后生。

2001年6月

（整理文稿，意外发现十年前旧文，历次结集时皆未能如愿“入选”，幸好今日看来仍不过时。换之标题，权当“新作”。）

问：您前面提到了，重建精神家园，除了爱和道德资源，生活空间和社会环境尤其重要，我们通常认为，法律是社会空间的支柱，您怎样看待法律和制度于当下的意义。

答：对于当代，每个人都有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那是一种丢了贵重东西的表情。那么，我们究竟缺失什么？丢了什么？最想找回什么？

如果用一个词，我想说是“秩序”。生活的安定、精神的舒适、人际的暖意、世间和谐，都来自这个秩序。痛心，痛的正是失序。

在我看来，有两个秩序：一个是体内，一个是体外。体内秩序，就是心灵秩序，即精神家园的核心内容。体外秩序，即我们的生存空间和制度环境，法律乃其核心。如此，我们面前就摆着两样最醒目的东西：道德和法律。大家痛心疾首，一定是这两样都有麻烦。#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法律的意义不必说，现代国家的旗帜就是法。而且，我们当下对法的饥饿感和急迫感都是空前的，像一个乞丐，饥肠辘辘，两眼发绿，恨不得一把全抓来、全吞下去。在民众乃至权力看来，法似乎是最大甚至唯一的稻草，似乎有了它，其它即源源而来。

在我看来，法其实不意味着粮食，它是扫帚，打扫庭院、清理垃圾、规整乱物，是建立和维系地面秩序用的。而道德，才是吃进去的粮食，才是作用于心、滋养身体的能量。若一个人吃饱了，精神饱满，手里又握一把高效而有力的扫帚，那他的家园前景就乐观了。

问：您的意思是法制不是全能的？必须和道德结合起来才有威力？

我是主张法制、信仰道德的人。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把“信仰”二字给了道德。这也是我近年的一个转变。

显然，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不完备，缺失项和漏洞很多，法制——这把铁扫帚远未铸好。但你真以为铸好了就万事大吉、芝麻开门了吗？制度实践和司法履行其实比文本的完善艰巨得多、漫长得多。

比如说法律的出台，我们现在每天都有新的法令、指导意见、办法、条例、试行条例、地方法规出来，目不暇接，技术细节上也不断追加补丁，但它们被严格、高效执行了吗？百姓喊冤投诉怎么先想到媒体？当公权力和职业操守不被信任的时候，当人情、利益、权力和关系资本充斥司法现场、甚至一些执法者即枉法者和舞弊者时，那这堆法律就是虚拟的，就是泡沫。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第一掩体，一个人只有信任法律才会有安全感。我觉得人人自危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何以法律的信用被消解到这地步？为增添法庭的神圣感，我们效仿西方，增加了宣誓、法袍、法槌等符号和仪式，可这种装修有效吗？我们没有上帝，没有敬畏，即使你以手捂胸、对天发誓也没人信，你自己也不信。也就是说，我们灵魂的“内环境”并不支持这种“外环境”，饰物过多反显滑稽，还不如过去“人民专政”的装束更威严、更凛然，至少有庄重感罢。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对它们的凝视愈深沉，在我内心唤起的敬畏和赞叹就愈强烈，它们是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我们的内心空空荡荡，既没有康德的道德律，也没有类似的东西。

当然，若投优先票，我还是投给制度和法律。一个人突患急症，来势汹汹，你说先看中医还是西医？当然是西医。制度是最硬的设施、最眼前的操作，而道德和精神家园，那是多少年的修行啊，远水解不了近渴，急也没用。道德失陷可以是短短十几年的事，而修复至少要几代人。

但面对这个时代，最让我焦虑的，并非制度项的缺失和糟糕的司法实践，我的注意力还在软件上。这是个过分膜拜法律的时代，我们对工具理性过于依赖和迷信。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守门员，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和堤坝，是矛盾激化后最后登场的一道程序，它是刚性的、硬质的、冰冷的，1是1，2是2，人常说“法律无情”“法律不相信眼泪”，它确是闪着寒光的利器，人不也常说“拿起法律武器”吗？其实我们更应看到，在矛盾抵达这个程序之前，实际上有很多可做之事，比如可用道德方式来缓冲、通融、消解。除了恶性暴力事件，一个日常矛盾，从发生到尖锐、胶着、激酣直至对簿公堂，其实是条很长的路，途中充满种种可能，有很多弹性的、人性的、温暖的解决办法，但我们往往都抛开了，什么谦和、友善、妥协、宽容、谅解、舍弃、许诺……统统不要，一下子直奔法律、扑向终点。你会发现，如今国人常挂嘴边的话是“咱们法庭见”“有本事你告我去”，其实都是在挥霍对法律的热情，似乎这个社会越来越法治了，你看大家法律意识多强，动不动就用法律保护自己，都决心把这事托付给法律。但在我看来，对法律热情最高的时候，恰恰是道德最无能的时候；法律的强势表现，恰证明了道德的虚弱和颓势。

别忘了，在解决矛盾的工具和路径中，道德的成本最低，而法律出场的成本最高。尽管大家法律冲动强，但没人愿意打官司，它繁琐、周折、消耗大，耗不起又忍气吞声，又产生很多有毒情绪，该情绪又会释放到生活中。更重要的，法律乃强制手段，它有杀伤力，即使判决再公正，它也无助于稀释矛盾、化解敌意和仇视，只会加固和激化。一个社会若什么事都求助法律，只信任法律，那人生的空气就永远是紧张的，充满戾气和火药味……

那么，为何要舍近求远、弃简从繁呢？为何选择吃苦受累加败坏心情的路径呢？因为对别的路径没信心，尤其对道德没信心，对自己没有，对别人更没有。一个芝麻大的磨擦也搬上了法庭——不要以为人们多么信任法律，而是除了它没别的抓手。举个例子，两台车轻轻抵了一下，其轻微可用“吻”来形容：日本人拉开车门肯定先鞠躬；美国人可能大笑着说对不起，耸耸肩拜拜了；法国人或许幽默地倒下车，回你一个吻。而中国人呢？北京的路为什么那么堵？都僵在那儿，呼警察找熟人，同时还没忘先声夺人、谴责对方，待警察赶到，又是一番唇枪舌剑、面红耳赤。其实彼此心里未必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都担心被对方讹上，不敢让步，担心自己成为先让步的受害者。人和人的信任全腐坏掉了。

法律的无时无处不在、过滥出场，往往印证一点：道德失灵，道德失效，道德普遍被弃用。何况有些时候，法律只是在走穴，在假唱，它要的是出场费。

问：您刚说的那种情况我也熟悉，我在北京开车和在国外开车，心理反应完全不同，在国内一碰到事非常紧张，焦虑，脾气坏，就是你说的那种担心成为“受害者”的反应，第一反应是这样，接下来的反应就变形了。这几天媒体说了件事，好象是南京吧，下雨天，两个小伙子，在马路边看到一捆钱，全是一百的，就落在水里，两个人连雨伞都没打，就守在那个地方，也不敢弯腰检。打110，过了个把小时，警察来了，人和钱都淋透了，后来数了一下大概1万5千多元。警察纳闷啊，你们把它交到派出所不就完了吗？他们说不行，我们要保护现场，万一人家说，这钱不是这个数，讹上我们怎么办？

答：你说的这个事我们节目报道了。小伙子很可爱，可谓当代版的拾金不昧。为什么说是“当代版”呢？因为它不是一桩简单的拾金不昧，它做了两个动作：一个是道德动作，一个是法律动作。前者是软的，后者是硬的。它把简单搞复杂和深奥了，或者说，它被逼复杂了。这是两个非常好的孩子，同样的事，若在20或30年前，绝不会有人在那儿等，所以我说这是21世纪的“雷锋”。现在学雷锋可不容易，你要帮老大娘提包、没人敢递给你，你要送别人水喝、更没人敢接，都以为你不怀好意、你“不正常”……再说回南京的小伙子，这既不是交通事故现场，也不是暴力犯罪现场，保护它有多大意义呢？但反过来讲，不能怪孩子想多了，这么想是有理由的，时代给了他依据和经验。同样在南京，一个叫彭宇的青年不就因为扶了把跌到的老奶奶、结果官司缠身了吗？这样的官司无论输赢，无论法律是否支持实体正义，都会让社会在道德上输光，这是个很恶劣的社会示范，不知两位小伙子是否就接受了这种示范。

很多时候，我们不乏道德冲动，但多数情况下，冲动还是被制止了，就是因为环境不支持，经验不支持。前些年，我们路过乞讨者，总会弯下腰去投放点什么，现在多匆匆而过，因为我们不想支持欺骗，连地铁广播都提醒旅客协助“禁止这种不文明行为”。我觉得这个社会真是问题太大了，它鼓励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提高警惕”“高度戒备”，户外空气太紧张了。

做那条新闻时，我就说，小伙子的“怕”很值得研究，它让时代汗颜。是什么让一件本该轻松愉快完成的事、变得如临大敌、战战兢兢？是什么让道德变得不再轻盈、被绑上了法律的铅锭？道德为何飞不起来？常识，常识逻辑被改变了，这很可怕。

小伙子的道德冲动让人惊喜，小伙子的“法律意识”让人反思。道德失陷的年代，人们只好押注给法律。

再举个例子，美国的自动售报机，一直是投币后即箱子全敞开的，你只取一份即可，这种设计运行了多年没问题，可后来不行了，因为在外国留学生和新移民聚集地，常有人把一摞报纸全拿走，没办法，推倒重来，改造成一次只能取一份的那种。这是个典型的劣币驱除良币的例子，道德不行了，只好给硬件升级，增加“制度”防范，也增加了社会成本。类似的例子还有投币电话，也是后来升级的，因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当天就发现这是只“蠢货”，它居然允许一枚硬币进去后再被拎出来。

不知你留意了没有，在中国，凡自动售货系统运行得都不好，使用率低，毁弃率高，而且其防作弊的程序设计肯定是全世界最周严的，价格肯定也最贵。近年来，国内还有一现象，即铺天盖地的摄像头，这是多大的成本啊，而它的前提是：我们生活在险境中。而且，监视资料在法庭上的出场也越来越频繁。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天罗地网的囚徒般的生活吗？但我们又离不开，依赖上了。我们成了自己的工具的工具，成了自己的人质。

问：您说的我很有感触，小时候，大家真是路不拾遗，事情的逻辑都简单得很，做事的成本相对较低。您觉得相比几十年前，今天可用“道德退化”来结论吗？什么原因呢？

答：原因我不多说，前面已有涉及。对比几十年前，我觉得不能简单用“退化”这个词，因为那时并非一个天然的道德高地。当时的道德操守，很大程度上和“政治觉悟”的要挟有关，道德有被绑架的嫌疑，并不纯粹。你知道，意识形态和天然道德常能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谋和共识，有结合部。而且，那时并没有后来的市场文化、权力资本、恶劣的社会竞争和腐败、贫富差距……清一色的社会格局和生活面貌，使人与人之间的裂隙并不大，价值观容易统一。还有，天然信仰的缺失，在政治乌托邦热烈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涨潮时你看不见沙滩上的垃圾，但落潮后就败露了。现在的道德局面，既有当代肇因，也有历史后遗症，混合的。

其实，在中国民间，尤其乡村，曾有过一种质朴的道德习惯，那是传统留下的，即我们常说的“民风淳朴”。我小时候曾在乡下住过几年，有件事我印象特深：每逢开春，“赊小鸡”的商贩就来了，都是外乡人，翻了许多山绕了许多水才走到了这儿，人家不叫卖叫“赊”，谁家要了多少鸡崽，记在小本子上，怎么结算呢？不急，来年春天他再来，按小本子上记的数，拿你家的鸡蛋还。按现代思维，这买卖风险太大了，对方搬家了怎么办？小本子丢了怎么办？主人去世了怎么办？碰上赖账的怎么办？说白了，这游戏在当代没人敢玩。可当年就这样啊，谁也没想那么多，用最简单的逻辑做买卖，轻易就实现了。为此，我还写了篇短文，《乡下人哪儿去了》，当然“乡下人”是个象征。为什么念念不忘此事？我是怀念一种习俗，一种古老的契约精神，一种朴素的天然信用：无须担心，不用防范，在法律缺席的情况下生活照样运转良好。这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秩序”。法律能建立起复杂的秩序，道德却能孵化出最简单最高效的秩序，且成本最低、保养容易。

法律是秩序的体现吗？不是，它只是个工具。现在的尴尬是，我们太器重太仰仗这个工具了。我们的工具箱里本来有很多工具的，结果被盗了，只剩下了这一件。所以说，我们变穷了，而不是富裕了。我们不是变强大了，而是变僵硬了。我们不是变健壮了，而是变彪悍了。

                                  2009·12

问：前段时间我看又有一个榜样出来了，武汉长江上救人的大学生，那种救人方式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觉得是一种不理性，不该鼓励这种做法。同时，媒体还披露了见死不救的旁观者和利欲熏心、高价捞尸的船主。您怎么看？

答：这条新闻我们栏目做了，所以我清楚此事。我的个人立场很明确：这是让我感动的一群孩子，我心里向他们致敬，我看到了青春的美丽、未泯的常识。我很想赞美他们，但不会把他们当成英雄，他们是我心目中正常的青年，他们复活了一条“不能见死不救”的常识……这比英雄令我欣慰。#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事后，有人挥舞着理性质疑，有人大声呼吁表彰。我愿意质疑，但我不质疑青春的“鲁莽”，我质疑的是前者的质疑，是这条江的安全防护和救助系统，是政府的职能。我同意表彰，但更关注表彰的内容和方向，是表彰他们的“非凡”还是“正常”？是召唤“常识”还是召唤“英雄”？是表彰“烈士”还是表彰“健康的生命”？是权力的表彰还是民意的表彰？我不仅同意表彰，我还支持隆重的表彰，因为在倍受质疑和不公正评价后，再让它无声无息地过去，我觉得不妥，要追加一份荣誉，这样才公允。

他们很优秀，那份不假思索的“冲动”很优秀。他们不鲁莽，他们已显示了瞬间的机智，考虑到了救人的技术。

这群孩子，我特别留意其年龄和身份。他们是从校园来到江边的，接受的还是一种理想主义教育，身上还流淌着青春和青涩，之所以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个动作的发生，我觉得就是那股青春和青涩在起作用，若再过十年我料想他不会做，因为对此事的风险他会做很多评估，评估到最后就是不做，别人去做我也会鼓掌，也会感动，也会流泪，但都是寄望于别人或更有力量的人而自己不做。

当年全国上下反思“赖宁”并一致同意不支持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时候，我也同意，我也加入了理性阵营。但过了些年，我突然觉得社会正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极端，我们用聪明剥夺了常识，用理性掩埋冷漠和麻木，良心变成一碗坚硬的稀粥，我难以下咽。何况，此事在主体和细节上都远离“赖宁”。

我觉得这群孩子之所以去做，并非受了什么精神的驱动，很可能就是一股冲动，一种本能，一条从书本中得来尚未丢掉的常识：见危不能不救！不能袖手旁观！大凡危急下的勇敢，少有深思熟虑的，都是激情和血性使然，这恰是人身上最有希望的东西，若连这个都没了，人性就麻烦了。我前面话题中说人性是复杂的，充满多元成分和对立元素，有自私也有慷慨，有恐惧也有无畏，我希望这两样都有，配齐了才叫健全，若只剩下一项单极，那一定是恶性的。如今的知识人和批评家，往往思想力很强，但行动力太弱。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溺于思想，行为上很少付出，更不做“出格”和“危险”之事。

珍惜生命、反思救人失败的原因，很有必要，我一点不反对。但有个时机问题，有个技术问题。你要把两件事剥离开：一是奋不顾身地救人，一是如何降低风险和成本。若把两件事绑在一起评价，那就亵渎了高尚，误读了青春，辜负了常识。当理性用力过猛，或时机不对，就成了失明的理性。

需要理性，更要回到常识。尤其看到冷漠的捞尸队出现在同一条长江上时，我真觉得船上的才是僵尸，水下的才是生命。我也再次感受到那个跳下去的动作——它的份量和价值，它毋庸置疑的正确！

一群生命，用身体告诉了我一个事实：常识还活着，这世间还有青春。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