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鲁艺为纪念创办一周年举办大规模的展览会，共设十个展览室，其中第三展室显要位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画像。(参见《鲁迅艺术学院热烈庆祝周年纪念》，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16日)

作者：朱鸿召

安排毛泽东访问美国，邀请蒋介石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延安的两件异想天开的事情。虽然这两件事都没有实现，并被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忽略不计，但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它们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历史局面的超凡想象力。其中拟请蒋介石担任延安鲁艺院长，就是一个持续数年、深谋远虑的政治策划。

一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鲁艺，是在抗战初期中共主张抗日统一战线形势下筹备成立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二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重，全民抗战开始，延安成为进步知识青年追求向往的革命圣地。1937年底至1938年初，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来自北平的学生流动宣传队，陆续到达延安，与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原人民抗日剧社)，以及分散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和其他机关单位里的文艺爱好者们一起，共同推动延安文艺演出活动的繁荣。其中为纪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延安文艺界调集了六七十人，继公演《广州暴动》后，仅在两周时间内，又集体突击创作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连续公演20天，观众达万人，满城轰动。“这次公演推动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也就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徐一新《艺术园地是怎样开辟的》，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1938年Z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结讨论《血祭上海》演出得失。随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机关合作社专门设宴，招待参加此次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席间气氛活跃，有人提议，这个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聚集起来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个艺术学校。一阵热烈的掌声，代表全场一致拥护这个提议。尤其是参加宴会的边区政府负责人、中央领导同志，都表示支持这个提议。于是，以鲁迅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筹建委员会当场宣布正式成立。

此前，1937年11月，中共中央为适应全面抗战形势需要，曾经计划在陕北公学增设一个“艺术训练班”，由沙可夫、朱光、左明负责开始筹备。现在，正好有了《血祭上海》的演出班底，筹备工作进展很快。宴会一周后，由沙可夫主持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公布，发起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该“缘起”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培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干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边区正积极实施抗战教育。作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高等学校当然希望得到国家承认和经济支持。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的油印件《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称：“我们深知，这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是件艰巨的工作，决非我们少数有限的力量所能完全达到。因之，我们迫切地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予以同情与援助，使其迅速成长。”

为了更好地募集社会资金，走社会化办学道路，筹建中的鲁艺组织架构设计有“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负责筹集办学资金，决定学校主要行政领导——正、副院长人选，确定办学宗旨，审定重大项目决策。正、副院长作为学校最高行政领导，负责召集教材编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晚会委员会工作，下设秘书处、总务处、教务处、训育处和实验剧团等职能部门，领导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和研究班等二级机构正常运转。

鲁艺校董事会成员除七位发起人之外，还有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社会知名人士。1938年3月14日，鲁艺首届学员开始上课，4月10日举行鲁艺成立典礼，任命沙可夫为副院长，主持工作，院长人选暂时空缺。据《张闻天年谱》记载，1939年63月，国共合作出现紧张形势，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鲁艺工作时，罗迈(李维汉)提议洛甫(张闻天)兼任院长，会议曾决定康生担任鲁艺院长。但实际上，此项决定没有对外公开宣布，康生也没有到任。1939年5月15日，重新任命赵毅敏、沙可夫为副院长，院长人选仍然空缺。直到1939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宋侃夫为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处长。此后，鲁艺日常工作一直由周扬主持。沙可夫于1939年6月率领部分师生员工转赴晋察冀，参与创办华北联合大学而离开鲁艺。赵毅敏于1939年11月调任中宣部工作。

对于鲁艺在一年多时间里没有落实院长人选，至今还是一个谜。笔者在与鲁艺老人们的多年交往中，不断追问这个问题，得到的都是不确定的回答。其中有一种回答是，校董会希望聘请蒋介石出任鲁艺院长，或者名誉院长。这仅仅是一种不能确定的孤证，甚至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但从中透露一个可以确定的信息，是鲁艺筹建和成立之初，试图走社会化办学道路。

二

在延安时期众多的高等学校中，只有陕北公学和鲁艺曾经一度设有校董会。陕公与鲁艺筹建背景都是抗日统一战线初期，大批青年学生流亡来到延安。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实施抗战教育，培养抗战军政干部的高等学校。据负责筹建并担任校长的成仿吾晚年回忆，　“开始原决定叫陕北大学，由于经费问题向国民政府报告，申请批准。当时国共合作，陕甘宁根据地是国民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区政府，重大问题要向他们报告。谁知蒋介石不批准，他说什么：陕北一块小小的地方，已经批准成立了一个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时，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批准)，足够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学了。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被蒋介石捆住手脚。于是改个名称，仿照过去上海中国公学的办法，改为陕北公学。这样，蒋介石就没有理由反对了。”陕公的实际筹办经费由边区政府财政承担。另据成仿吾当时撰文介绍，　“经过发起人的简单讨论之后，边区政府给了我们1800元开办费。当时规定了要收膳费，衣服用品由学生自给”。不久，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前线急需干部，　“从那时候起膳费也不收了，衣服用品都由学校发给，并且每月发一元作零用”。8月招生，10月开学时，陕公规模大大缩小，原拟设立社会学、师范、农民运动、日本研究、国防工程、医学等六个学系，后来因为种种困难，只社会学、师范两系招生……人数不过五百，分为三队(社会学系两队，师范系一队)，不久又设立了一个女生队。

1938年2月，以《抗战》三日刊特约通讯员身份到延安的舒湮采访时获悉，陕公“学校每月经费4000余元”，仍然由边区政府按月划拨。同时期抗大“经费每月约15000元，来源很困难，

一大部分是从中央协助八路军军饷的节余款项中挪用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公布的1937年10月至1938年9月年度财政收支情况为：　“在收入方面，盐税和出口货物的营业税，共59.1万余元，救国公粮费42.2万余元，公产及公营企业收入18万元；而是年的支出，则每月平均达9.85万余元，收支两抵勉强符合。”(《陕甘宁边区实录》第29页，延安解放社1939年12月版)全年收人合计为119.3万余元，支出合计为118.2万余元。如果说抗大经费可以从国民政府给予八路军军饷节余中支出，那么，陕公经费只有从捉襟见肘的边区政府财政中支出。所以，1938年3月，陕北公学于校董会之外，又专门设立“校费维持委员会”，负责筹集办学经费。毛泽东在《援助陕公》的小册子上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一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以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第39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24月版)边区政府处在这样一个财政困难时期，再创办一所新的鲁艺，边区财政显然是无力承担的。

1938年2月底，筹建中的鲁艺先是临时借用原鲁迅师范学校几间校舍作为办公、招生考试和学生住宿地点。师生都睡地铺，吃饭都在院子里，分组围着一盆黑豆芽，或蹲、或站。每到上课前，值日队长集合同学——“凳上肩!”“起步走!”经过一条小路，到附近耶稣教堂去上课。晚上，按小组围着小油灯，整理笔记或讨论。稍后，由中宣部协调安排，鲁艺搬到延安城北门外原延安保育院的十几孔窑洞。出北门，经过文庙废墟和四处荒坟，再往山凹里走，山脚下新建的四合院格局的简易房是院部办公室，山上的窑洞作为师生宿舍，上课就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或山坡上。从抗大、陕公和机关单位，以及刚到延安的青年中招收的首届学员66人，开学上课在前，学校成立典礼在后。

在非常困难的经济条件下，鲁艺主要依靠边区各党政机关的支持，解决了基本校舍和物质给养；同时，在边区各界人士的援助与指导下，因陋就简地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包括接受各界人士的经济捐助。鲁艺需要社会捐助，鲁艺期待着社会捐助。负责筹集办学经费的校董事会至少持续到1939年底，即正式任命吴玉章为院长之前。这段由期望到绝望的过程，大约持续了十个月。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关于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但表面上仍然维持国共合作的大局。

三

1939年5月4日，延安各界青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　“延安市全体青年”代表向缺席的蒋介石献旗“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蒋委员长”，也向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的毛泽东献旗“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参见《延安各界青年万余人举行纪念五四廿周年，庆祝首届青年节大会》，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05月7日)

一周后，鲁艺为纪念创办一周年举办大规模的展览会，共设十个展览室，其中第三展室显要位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画像。(参见《鲁迅艺术学院热烈庆祝周年纪念》，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16日)

这样，在“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较量中，持续等待到1939年11月，才正式任命曾经是同盟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吴玉章为鲁艺院长，以显示其中性立场。1940年6月，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董事会已经不了了之。

吴玉章出任鲁艺院长，其实相当于名誉院长，基本不过问教学事务，偶尔到校发表演讲，学校具体事务都由副院长周扬负责。

鲁艺始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经济援助，那么当初为此而努力的校董会也就不再提起，何况两党纷争，此后演为水火，势不两立。说或不说，关涉党派脸面，更关涉政治立场。既然当时当事人不说，后来人就更无从说起了。

来源：《档案春秋》杂志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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