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为发展牺牲环境的恶果，正在越来越猛烈地显现出来。如果你不喝牛奶，你还能侥幸躲过三聚氰胺，但无论你生活在哪儿，你都躲不过无孔不入的有毒空气、受污的水和土壤。
2009健康杀手
2009，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并不是一个奇特的年份，相对于2008年举国闻三聚氰胺而色变的巨大风波，这一年的健康事件，像二噁英、血铅、尘肺……似乎都算不了什么，它们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然后又以悲情的方式谢幕。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大多数人就此更安全了，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2009年所发生的危害健康事件，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例，但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事件其实是一回事，即由环境污染导致的伤害。几十年来为发展牺牲环境的恶果，正在越来越猛烈地显现出来。如果你不喝牛奶，你还能侥幸躲过三聚氰胺，但无论你生活在哪儿，你都躲不过无孔不入的有毒空气、受污的水和土壤。
而生活中的那些老话题，如不断变异的流感，越来越严重的抑郁症，各式各样生出来的癌，也会时不时跳出来，带走一些生命，以提醒我们它们彪悍的存在。
发展和健康，到底谁更重要？2010年，希望中国不再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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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健康杀手：二噁英”阴影
垃圾焚烧后，90%的体积将转换成硫化颗粒、氮化颗粒、粉尘等有害气体排放到空气中，其中最大的排放物是二噁英。二噁英乃世纪之毒，毒素是砒霜的100倍；二噁英更是一级致癌物，可导致胎儿畸形等；此外，二噁英还易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属于持久性污染物，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累计到一定程度，可直接置人于死地。
在反垃圾焚烧浪潮中，“二噁英”是反对的核心，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是无数人不愿也不敢近身的东西……
南都周刊记者·周鹏 实习生 王敏琳 广州报道
抗议建垃圾焚烧厂的群众。摄影·孙炯
11月10日晚，台湾高雄县大寮乡，大约9000只鸭子被集体扑杀后，并没有如往常般被运往各个农贸市场。
鸭子的死亡，是因为在它们身上，被检测出体内含有超标的有毒化合物。它们直接被扔进焚烧炉了，最终变为灰烬。
被检测出来的有毒化学物，是被称为“世纪之毒”的二噁英。10年前，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一些被污染的禽畜肉及乳制品中，陆续发现含有二噁英。这个一直躺在实验室里的化学物质，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在千里之遥的大陆，广州阿姨黄玉甜，并不知道，台湾鸭子里竟会有二噁英这个“坏东西”。在这个清洁工的有限知识结构里，二噁英，只会从离家300米的垃圾焚烧厂的垃圾焚烧炉里，偷偷溜出来，潜伏在空气中，试图破窗而入。
即使酷暑难耐，黄玉甜每天都会把家里所有的窗户关上，连窗帘也会紧紧拉上。一股屎臭味，即使凌晨三四点，也会透过门缝儿，千方百计地往她的鼻孔里钻。300米外，位于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的李坑垃圾焚烧厂，正没日没夜地熊熊燃烧着。
46岁的黄玉甜，患上乳腺癌。同样是癌症，2年前，她的丈夫范搌标因肺癌晚期而去世。因为癌症失去亲人的家庭，在黄玉甜所居住的永兴村，远远不止她一个。
根据网上一组由李坑村民提供的数据统计，1999--2009年11年间，永兴村总共有61人患上各种癌症，其中最靠近焚烧厂的10、11、12社总共有14人。2005年垃圾焚烧厂建成后，永兴村2006--2009年4年间有35人患癌症死亡，10、11、12社有8人；而1999--2005年7年间只有8人，10、11、12社仅1人。2006--2009年死亡的35人中，有21人患不同程度的肺癌死亡，黄玉甜的丈夫只是其中之一。“患者多是四五十岁的青壮年，一发现便是晚期。”永兴村12社社长说。
癌症与垃圾焚烧所产生的“人类一级致癌物”二噁英的非典型性关联，成为永兴村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对二噁英的恐惧，从北京六里屯、高安屯，到江苏吴江小城，再到广州番禺，在一波又一波的反垃圾焚烧浪潮中蔓延……
在这个传播链条中，人们对二噁英既熟悉又陌生。
比氰化钾毒一千倍
实际上，在越南战争中，二噁英的魔影就已经大规模侵入到人类世界——为了防止北越士兵利用茂盛的树林作为掩护，美军曾在当地大量喷洒了一种被称为“橙剂”的高效除草剂。战争结束后，越南陆续出现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惨状况：缺胳膊少腿或者浑身溃烂的畸形儿开始频繁被人看见，还有大批越南儿童一出生就患上各种先天性疾病。
美军士兵也并未因为撤离越南而逃离灾难，他们中不少人被发现患上了心脏病、帕金森氏病等伴随一生的疾病，他们的妻子自发性流产和所生子女出生缺陷也增加了30%。美国医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导致这些惨状的正是“橙剂”，里面含有大量二噁英成分。
在历史上，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是受到二噁英损害的最著名人物。他在2004年被政敌使用二噁英暗算，差一点丧命。经过数十次的手术后，他那张一度长满蓝色痤疮的脸才逐渐得以康复。
现在，人人都对二噁英感到恐惧，但对它的性质却大多不甚了解。
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噁英其实并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是由包含了两类有机化合物（多氯二苯并二噁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的统称。目前，大约已有419种类似二噁英的化合物被确定，这些化合物中有约30种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毒性。作为毒性最强的一类，2，3，7，8-四氯二苯并二噁英（2，3，7，8-TCDD）甚至比剧毒物质氰化钾还要毒1000多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纪之毒”，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入一级致癌物。
很少有人见过二噁英的庐山真面目，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噁英研究室主任郑明辉却已经跟它打了15年的交道。郑明辉甚至合成过高纯度的2，3，7，8-TCDD，他说，这种令人恐惧的物质，“就是一种无色的针状结晶体”。
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人类短期接触高剂量的二噁英，就可能导致皮肤损害，如氯痤疮和皮肤色斑，还可能改变肝脏功能，而如果长期接触该类物质，就会令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生殖系统受到损害。
由于二噁英具有化学稳定性并易于被脂肪组织吸收，因此一旦进入人体，就会长久积蓄在体内。而在自然环境中，微生物和水解作用对二噁英的分子结构影响较小，因此，自然环境中的二噁英也很难自然降解消除。故此，世界卫生组织将二噁英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险化学物质”。
由于二噁英的毒性是如此之高，世界卫生组织已在1998年将人体每公斤体重每日允许的摄入量从10皮克减低到1至4皮克范围内。皮克，这是个远远超出了人类想象能力的重量单位——一皮克相当于一万亿分之一克。
人类制造
除了火山爆发、森林火灾之类的自然环境事件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二噁英外，目前地球上产生的二噁英绝大部分正是由人类产生。据美国环保局的报告，90％以上的二噁英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例如，焚烧垃圾、钢铁冶炼、纸浆氯漂白，以及某些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制造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的二噁英排放。其中最难辞其咎的，就是在燃烧不充分情况下的垃圾焚烧。除此之外，含氯物质（尤其是被人们大量扔弃的塑料制品）以及在燃烧过程中有着催化剂作用的重金属，也会在焚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二噁英。这些二噁英会随着焚烧垃圾时产生的烟尘进入空中，并逐渐沉降至地面上。
地形狭小的岛国日本曾经为二噁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不占用紧张的土地资源，该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大量使用简易焚烧方式处理垃圾。在最多的时候，日本国内一度耸立着6000多座大大小小的垃圾焚烧厂。
日本名古屋大学农学国际教育协力研究中心的准教授岡山朋子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日本政府发现国内的空气和土壤中的二噁英含量超出了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十倍以上，而焚烧厂排放的二噁英已经对附近居民的健康产生了严重危害。 “这场二噁英危机，不仅令日本国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政府也因此付出了巨额资金”。
正是因为这场危机，使得日本政府意识到投入重金建设更安全焚烧厂的必要性，并对二噁英、重金属等有毒排放物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排放标准。
为了在源头上阻止焚烧垃圾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日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垃圾分类管理措施。目前在日本长野县一所大学就读的学生和田祥幸说，当地居民平日里只能在特定的日子扔特定种类的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料垃圾、玻璃类垃圾、废电池都分别有着固定的扔弃时间。这样的状况在日本已经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即便是香蕉皮，不到特定的时间，也不会扔出家门”。
但即便这样，岡山朋子也只是将焚烧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垃圾处理技术，“不能说是环境友好的或可持续的，因为只要焚烧，就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也会大量浪费资源”。
绿色和平组织在提供给《南都周刊》的一份资料中称，要在焚烧垃圾的过程中减少二噁英的排放，必须阻止三类物质被送进焚烧炉：厨余等含水且会降低燃烧温度的垃圾；塑料制品；金属类、含汞温度计、电池等。该组织将“焚烧”视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垃圾问题的处理方式。
而在中国，目前被送入焚烧厂的垃圾几乎都没有进行过严格分类。
一烧了无痕？
在广东省某市，一座当年地方政府宣称使用了日本先进设备的垃圾焚烧厂里，记者见识了垃圾在焚烧炉灰飞烟灭的整个过程。
在经过一条长达100米充满腐臭味的坡道后，一座外观干净整洁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呈现在了记者眼前。它已经运行了数年之久，去年焚烧处理了当地超过30万吨的生活垃圾。
在有五六层楼高垃圾储存坑上，工作人员隔着密封玻璃遥控操作着像巨型章鱼触须一样的抓手，时不时抓起大堆的垃圾倒进焚烧炉。向下望去，上百吨的塑料袋、纸张、破布、木块、一次性饭盒和其他无法分辨的垃圾混杂堆放着。墙壁中部的一个倾倒口，不时有垃圾车将同样的垃圾像黑色的瀑布一样倾倒下去。
垃圾焚烧厂工作人员张军说，这座焚烧厂大多数时候遵循着“来什么就烧什么”的原则。该厂的垃圾全部由当地环卫部门负责提供，但其中混杂了不少建筑类垃圾，而这不仅会降低热值，还容易损坏焚烧炉。对在焚烧后会产生大量二噁英的塑料类垃圾，“平时没人会去在意”，张军说，这样的情况是不少国内垃圾焚烧厂的共同特点，“我没听说过国内有哪家厂会在焚烧前对送来的垃圾进行分拣”。
在充斥着浓烈臭味的焚烧间里，爬到焚烧炉观察孔的位置，就能看到里面熊熊燃烧着的垃圾。这些燃烧着的垃圾产生的高温，能让锅炉产生高温高压的水蒸气，并带动另一间房子里的发电机发出电能。这间偌大的焚烧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各种设备不停发出阵阵轰鸣。看得出，这里的自动化程度相当高。
在结束采访冲出厂房敞开着的大门时，记者手中的录音笔上已经布满粉尘。张军埋头吐完几口唾沫后说，“工作人员平时都会戴防毒面具的”。
大门外的一旁，一条细长的传送带24小时不停地运转着。燃烧产生的炉渣源源不断地流进位于其下的卡车车厢里，扬起阵阵粉尘。这些炉渣燃烧得并不彻底，甚至能看到一些还没有完全被分解的小块的塑料块、铁片之类的垃圾。
为了完成发电量的要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得时常让焚烧炉保持高温状态，而这需要不断加入新的垃圾作为燃料。结果是，一些垃圾的残渣还没有充分燃烧分解就被抽取出来。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称，“在二噁英被排放到环境中这个问题上最难辞其咎的，莫过于垃圾（固体废物和医院废物等）的焚烧，主要原因是燃烧不充分所致”。
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年会找科研机构来对二噁英的排放做上几次检测，每次花费两三万元。这样的检测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出结果。
在以往的此项检测中，结果无一例外都令人满意。但张军认为这样的结果毫无意义。因为在检测前，“厂里会精选出最优质的垃圾，让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采用最严格的操作流程，使用最好的活性炭之类的过滤材料，你说结果能不达标吗？”他形容那些检测前挑拣出的垃圾是“垃圾中的精品”。
张军不相信国内垃圾焚烧厂的二噁英、飞灰、重金属的排放能达到标准，“按照厂家现有的安全操作水平，能做到大多数时候的排放达标就不错了”，他认为那些认为垃圾焚烧安全可靠的人，“应该先到中国的焚烧厂里看看”。
值得关注的事情是，江苏省吴江市政府最近叫停了一座即将投入试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此前，当地居民对这座投资3亿多元的焚烧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最有效的手段是，人们应该减少垃圾的产生，并且把那些能循环利用的垃圾利用起来”，张军说，“而不是一烧了之”。
无处不在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物质上都被发现含有一定的二噁英，但绝大多数物质所含二噁英的剂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尤其在植物、水、空气等媒介上。
土壤、食品，尤其是乳制品、肉类、鱼类和贝壳类食品是二噁英最乐于聚积的场所，而且它们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关联。
2004年，荷兰发现一批牛奶中二噁英含量增加，事后发现，一批动物饲料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一种粘土存在二噁英附着问题；1999年，比利时的家禽和蛋类中发现了高含量的二噁英，事后发现是被PCB工业废油污染，而罪魁祸首则是，巴西出口的动物饲料中，含有被二噁英污染过的柑橘果泥球所致。
这些关于二噁英危害健康的报道大多只涉及工业发达的国家，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原因在于，工业发达国家大多都有着比较健全的食品污染监控体系、较强的危险品管理意识和完善的控制措施，能及时发现二噁英污染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称，“（二噁英污染问题）所有国家都可能发生”。
目前科学界一致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人类接触的二噁英，90%以上是通过食品，尤其是通过食用肉制品、乳制品、鱼类和贝类等进入人体。曾经有人对加拿大人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大气中通过呼吸系统摄入的二噁英量不到总摄入量的3%；通过食品摄入量为总摄入量的95%，其中的26.9%来自牛奶和奶制品，54.4%来自肉制品，只有极少部分来自蔬菜。
因此，剔除肉食中的脂肪和食用低脂肪类乳制品，可以有效降低人体对二噁英化合物的摄入量。此外，均衡的膳食结构（包括适量的水果、蔬菜和谷物）有助于避免单一食物来源导致的二噁英过量摄入。值得一提的是，纤维素有助于人体内二噁英的排出，因此，多吃些菠菜叶、萝卜叶等绿叶蔬菜对保持身体健康有很好效果。
除此之外，喜爱染发的人士也要注意了——染发用的香波中含有21.17—21.69微微克/升的二噁英，其中的一部分会在染发过程中渗入人的头皮。而在为这类客人洗发时，发廊的工作人员也可能受到侵袭，洗发时产生的废水中含有2.6—17微微克/升的二噁英，其中的一部分会顺着手指侵入到他们的体内。
那些在大城市中因为工作紧张而常常以盒饭凑数的人也应该考虑一下其他选择了——最为常见的软塑料盒、发泡餐盒大多由聚氯乙烯制成，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二噁英。例如，随处可见的发泡餐盒含有大量的二氯二氟（代）甲烷或氟氯烷，当温度超过65°C时，餐盒就会产生对人体极为有害的苯乙烯单体毒物；而一旦温度超过200°C时，塑料餐盒就会产生出二噁英。如果不想在吃饭时摄入二噁英，就不要用塑料容器加热食品吧，尤其是高油脂的食品。
吸烟人士也要注意了——日本科研人员发现，香烟烟雾中除了尼古丁等有毒物质外，也含有易致癌的二噁英类物质。
2009健康杀手：济源血铅报复
儿童健康危机，生态告急，济源，这个以“铅都”为荣的城市，正遭遇血铅的报复……
特约记者·万相辛 河南济源报道
杀手：血铅
血铅，俨然成为2009年儿童健康第一杀手。
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金属元素，它可影响神经、造血、消化、泌尿、生殖和发育、心血管、内分泌、免疫、骨骼等各类器官，主要的靶器官是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铅很容易通过血液长期蓄积于人的肝、肾、脾、肺和大脑中，若铅一旦进入人的大脑组织，便紧紧粘附在脑细胞的关键部位，从而导致人的智能发育障碍和血色素制造障碍等后果。
儿童铅吸收率高达42%-53%，约为成人的5倍，而排铅能力只有成人的30%，是铅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国内最新研究成果表示，儿童体内血铅超过100微克/升，智能指数就会下降10~20分。血铅中毒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和智力发育，损伤认知功能、神经行为和学习记忆等脑功能，严重者造成痴呆。
2009年8月，陕西凤翔县1016名14岁以下儿童接受权威检测后，发现851人血铅超标。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县政府对存在污染、造成周边群众血铅超标的
徽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的落后工艺，实施强制淘汰。
对黄小宏来说，料峭冬日里，最让他牵挂的事便是为儿子进京治疗血铅。
11月20日，黄小宏带着儿子坐上了进京的火车，一同前往的还有同村的另外两名血铅儿童。
黄小宏儿子每升血液里的血铅含量达到了500多微克。按照卫生部2006年颁布的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分级标准，儿童每升血液当中的铅含量，100-199微克为高铅血症；超过450微克，则属于重度铅中毒。500微克，对于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血铅高含量。
济源，作为中国铅冶炼生产基地，因铅而富，其铅产业已经延续了50多年，占全国产能1/6的铅锭以不同形式被销往世界各地。但是，这个城市的荣光，在黄小宏一家身上，却是灾难的来临。
2009年10月，新华社报道说，济源爆发了大规模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在8月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之后，济源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将豫光金铅、万洋、金利三家最大铅冶炼企业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克井、承留、思礼镇的10个村列为防护区，对区内14岁以下少年儿童进行免费血铅检测，结果血铅值在250ug/L以上需立即接受驱铅治疗的儿童有1008个，占32.4%。
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如今苍白无力，无精打采。一个月内，黄小宏所在的柿槟村，从村东到村西，家里只要拥有14岁以下儿童的家长，都在用各种方式打探着消解铅毒的办法。由于对当地医疗系统的质疑，许多重度铅患者纷纷出走外地。但是即使像黄小宏这样来到北京，那里的专家也没有把握，能完全将他儿子体内的铅消除殆尽。
济源并不是唯一的血铅重地。金属价格的增长给投资矿厂与冶炼厂带来丰厚利润，从而使危险的污染厂矿遍地丛生，又因这样的工厂可帮助当地增加财政收入、吸收工人就业，一个个高度失序的环境污染样本，便接连不断地在中国出现。
2009年8月至9月，陕西凤翔、湖南武冈、福建龙岩三地，相继发生了千名儿童血铅中毒的事件。三地的责任认定，均为冶金加工排放的污染，导致儿童中毒。
黄小宏所在的柿槟村，是河南济源市遭受铅污染的村庄的一个缩影。在它的周围，矗立着济源最大的铅炼化工厂——豫光金铅，还有大大小小的铅工厂。在铅包围中，柿槟村村民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甚至最后不得不搬离这个世代居住之所，让位于这些化工厂。
5公里
路上不要张嘴。
当记者从济源市庙街出发，希望尽数位于城市北端的污染工厂时，路旁一位老人给出这样的忠告。
将庙街作为起点，是因为当地人认为这里是污染的中转站。从庙街出发，到达远处的一个交通环岛，大概5公里，布满了钳工厂、皮革加工场。有人说，那里的天被分割成两个颜色。
10月28日，记者出发时，正是子夜12时。夜里过往车辆不多，便于观察5公里范围之内的空气质量。
绕过漆黑的转角，雾气令灯光变得暗淡，呛人的气味便扑面而来。偶有骑车经过的人，也都戴着口罩。
路边歇脚的一名运输司机在抱怨说，几里路的车程要开上20多分钟，经常过了红绿灯还得探头相望，寻觅本不难辨别的方向。即使窝在驾驶室里，他也得练就“不眩晕、不作呕”的本领，像闷在罐头里的鱼一样，屏住呼吸，迅速将车里的废旧蓄电池倾倒在铅厂后逃之夭夭。
一路向北，每到一家厂矿门前，记者鼻子里充斥的刺激味道就越来越大。有村民称，夜里铅厂会不定时排污，凌晨1点到4点，是气味最浓烈之时，简直令人窒息。
据媒体报道，在2000年前后，由于市场行情好，甚至投资几十万元就可以开一个小型铅冶炼厂，一时济源市几千吨到几万吨规模不等的小铅厂遍地开花。为了减少成本，小铅厂将产业链条中的环保治理工艺砍掉，造成有的厂排出的有毒烟气就是铅蒸汽。
豫光金铅、万洋、金利，在济源这三家最大的铅冶炼厂。周围，遍布着柿槟、青多、佃头、水运、南勋等村庄。三家铅厂运行了10多年后，这些村庄都出现同一个情况：粮食减产、牲畜不能下崽。青多村村名李兵说：“以前我村小麦亩产1000多斤，属济源之最，现在只有不到300斤。”
这些村民，起初只是将减产简单地归结于自己技术不到家。即使今年8月，济源市发布一个紧急“关停令”，也没让这些村民们产生些许联想。
当国际期货市场铅价走势处于新的上升周期时，8月，济源市却出现一个看似与市场相悖举动：主动下令关停当地全部小冶炼厂和烧结机炼铅工艺产能。关停令宣布4天后，该市全部铅冶炼厂受到“牵连”，32家铅厂全面停产，豫光金铅、金利、万洋的烧结机也遭遇停工。
利益链
有着2000多名村民的柿槟村，是济源最富裕的村庄，人均年收入1.2万元。这里有货场、煤炭运销，有铁路专线，这里的农民都住在经统一规划的180平方米的红瓦别墅里。
柿槟村村民的富裕，与背靠“豫光金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柿槟村距离豫光金铅集团只有500米。顺着当地村民指引的方向，记者看到一团烟雾从豫光金铅集团飘出。
豫光金铅分为熔炼一厂、二厂和三厂。熔炼一厂因设备陈旧，污染过高遭关闭。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厂的设备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机器上锈迹斑斑，转送带旁的厂房玻璃已不完整。“以前这里的粉尘能够湮没膝盖，在这里工作的都是灰头土脸，鼻孔都不敢出气。” 豫光金铅职工李三说。
中国铅冶炼技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坩埚、烧结锅炼铅，第二阶段为烧结机加鼓风炉炼铅，第三阶段为富氧底吹熔炼工艺，其中前两阶段的生产工艺皆为能耗高和污染重。
早在8月20日，济源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富氧底吹生产工艺以外的铅冶炼设备一律停产整顿，出台《关于电解铅企业进行深化治理的意见》，进一步规范生产工艺，抬高准入门槛。
但李三告诉记者，按环保要求，熔炼一厂早该停产，“但一个月之前这里才真正停止运营。”
记者穿过一条铁道，看到一个熔炉正在作业，热腾腾的蒸汽发出刺激性的味道。烧炉两旁的常青树叶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粉尘。李三告诉记者，该炉使用的便是烧结机鼓风炉，并非富氧底吹炉。“白天鼓风机马力比较小，晚上会开足马力进行生产。”
“晚上冒出的烟远远高于防护林的高度，直接进入到村庄。”李三说。
而豫光金铅负责人已经表示，对当地铅污染的形成负有一定责任。
“豫光金铅”北面环山，常年为东西风向，柿槟旧村恰好在风向带上。为消除柿槟村民“抗议铅厂污染”的情绪，自从1986年豫光金铅搬迁建成以来，豫光在扩张企业的同时，也“积极”地让柿槟村富起来。“我们被他们牢牢绑架在了一起。”柿槟村一位老人无奈地说。柿槟村的村民，大多数在豫光金铅里上班，留在家里的女人则被安置在村办的电解铅厂。
柿槟村村委门前，竖立着一块牌，上面有村办企业——柿槟电解铅厂的详细情况。距柿槟村村北约600米处的柿槟电解铅厂，年产能为3.5万吨，每年有五六亿元的销售收入。村民超过半数入股了电解铅厂。“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柿槟村村民黄峰向记者出示了入股凭证。记者看到，黄峰曾分批多次入股，“年利10%，一年分两次，6个月兑现一次。”
铅厂让柿槟村村民富裕的同时，也使得他们体内的铅含量高出一般人。有柿槟村的村干部透露，村里的土壤铅含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上百倍；一名在柿槟电解铅厂工作的女工表示，同豫光金铅相比，电解铅的工艺相对简单，“并不会像豫光工人出现排铅的情况”。
划界
在千名儿童被检测出血铅超标之后，环保和安全意识一夜之间在济源人中喷发，人们在讨要说法的同时，如何脱离铅环境，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此刻，烟囱隔开了一条界线：一边等待安顿，另一边却在张望未来。
济源市政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第10条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规定：计算各无组织源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是以污染源中心点为起点的控制距离，并结合厂区平面布置图，确定控制距离范围。
同时市政府邀请专家分析研究，确定3家粗铅企业（即豫光、万洋、金利）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以企业各主要生产单元为面源，以面源中心为起点，就近外延1公里，确定为该企业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面源中心点确定后，防护距离具体位置划定由有资质的测绘部门勘测界定。
按照济源市环保局的说法，目前正在组织测量工作，包括环境评估的结果将在11月底全面公布。
据多数村民表示，污染源中心点便是冶炼企业的烟囱。于是，丈量烟囱到村庄的距离便成为了关键。
这1公里就像一条生命的缰绳，悬挂着人们得到搬迁、污染补偿、生活补贴的期望。
毫无疑问，济源市要搬迁的10个行政村都在烟囱的1公里范围之内。这些村里的人除了等待，没有任何选择。但是在10个行政村之外，还有几个村认为自己也应该填列其中。
“我家是村头第一户，烟囱到我家只有700来米。”佃头村一位大妈告诉记者。但济源市环保局给他们的说法是，测量烟囱的工厂尚未投产，不能算作生产单元的面源。此刻，佃头村民才刚刚意识到，原来烟囱也是需要冒烟的。
爬上土坡，可以看到豫光金铅的工厂正在扩建，新建厂房一旁的山体已经被削掉了一半。树立在门口的牌子显示，此处将于明年正式投入生产。有村民指着冒烟的烟囱，心里盘算着那1000多米的距离，嘴上不断在重复：“就差一点。”
与佃头村不同的是，位于金利一旁的南勋村，测量工作迟迟不能进行。该村村民表示：“金利阻止环保局测量，测绘部门来了一次也没测成。”
除此之外，水运村民更为苦闷。因为位于该村一旁的是豫光金铅产生蓄电池的分厂，距离不到几百米。但是他们却被告知，分厂并不在测绘距离范围内，必须是豫光总厂。
对于这样的说法，该村村民难以接受。“十年前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水里可以见到鱼虾，现在水已经变成了酱油。”一位妇女说，工厂流出的污水恶臭难闻，他们只好在山上打了深水井。
佃头村民却希望将反抗坚持到底。在他们看来，没有冒烟的烟囱马上会冒，毫厘之差的烟囱却影响了他们几十年。
10月27日，记者目睹了佃头村村民在豫光金铅讨要说法的情景。近百名群众将门围得水泄不通。
远处，豫光工人开始用砖筑起了一道城墙，以阻止佃头村民。
近处，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王芳，正在向众人诉说着孩子得血铅无法救治的难题。
检测
10月27日下午3时，张宝将车停在防疫站后，把孩子从车内抱出，边走边向儿子念叨，“不要怕疼。”
张宝选择防疫站是听说这里新进了一台高级设备。事实上，据济源市政府对外表示，当地紧急购置一台价值55万元的专业检测设备美国GEAA800原子吸收光谱仪，能够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张宝领着孩子到了防疫站108室，此处为血铅检测地。
该室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进行检测。张宝询问其中的原因，对方刚要进行解释，却被另一名工作人员打断，“话不是你那样说的，没必要跟他们解释。”他让张宝20天以后再来。
无奈之下，张宝带着孩子走出了防疫站，转向了济源市第一人民医院，希望在这里能够顺利检测。位于医院主楼后侧的净化血液科，该科李医生同样告诉张宝：“医院机器坏了，不能检测。”
张宝询问何时能够修好。医生答道：“医院从来没检测过血铅，以前只是检测了一些微量元素。”同时医生以张宝住址并不在污染源1公里范围内为由，不提供检查。“要检查就去防疫站检查”，李医生说。
与张宝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并不在少数。
记者采访的几十位民众表示，以前他们认为防疫站检测的结果可能准确一些，但是现在防疫站不接待单个检测者，济源市第一人民医院也以机器瘫痪为由，拒绝血铅检测。
济源市卫生局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防疫站的机器每天只能检查60人，不能满足所有检测儿童的需要。
一团乌云开始笼罩在家长的心中。
家境稍好的家长纷纷出走外地，他们到了沁阳、焦作以及邻近的山西部分医院。奇怪的是，检测数值都不一样，“山西的检测数值居然只有30微克，”水运村的一个妈妈，着急询问记者：“我们到底该相信谁？”
代价
孩子的日益消瘦在慢慢唤醒这些家长们。在医院陪护孩子的家长都在感叹：“本以为自己有铅中毒的职业病，哪曾想孩子还会得？”
铅厂烟尘如火苗一样扑过来，在如此近的距离，铅元素通过扬尘、土壤和地下水的渗透，播散到附近村民的生活环境中去。类似尘土冲入肺部的患者病例依然在增加，记者在济源采访的数天里，又有四名工人因铅中毒在医院接受紧急抢救。
对于村里的劳动力来说，受到污染的土地难以维系生活，在老婆孩子出去声讨污染的同时，他们依然要奔赴工厂。很多人在豫光工作了20年，回望用生命换来的经济增长，他们只留下了一句话：我们有啥办法？
这一现实，在20多年前已经埋下。
1987年，济源确定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工业旅游城市。他慢慢从农业大县逐步向工业转型。
而在人们心中，工业和旅游就像事物的对立面，很难拼接在一起。
事实也是如此，在此后的多年中，济源先后投资60多亿元，完成了浮法玻璃、铅冶炼综合治理、煤焦化等一大批技改项目，工业经济迅猛发展。
数据显示，济源市的GDP从2002年的78.6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88.3亿元，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在增长。2008年的增幅更是居全省第二位。与之相伴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2008年，济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809元，居全省第3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176元，居全省第2位。
更为突出的是，济源市的工业增长也极其迅速。与之相伴也创造了几家知名企业。其中豫光、济钢超100亿元。豫光也首次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全市铅锌生产能力跃居全国第一。另外一家金利铅厂也正被政府扶持进入上市的轨道。
铅工业正在逐步成为济源的纳税大户。仅豫光金铅一家在2008年便上缴税收3亿多元。这三家企业在2008年的扩建项目也稳步在推进。
此刻，明星企业出现了环境危机。在处理血铅事件时，济源市长赵素萍提到：“对每个济源人来说，都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更要维护好全市发展大局。对待驱铅工作，我们要理直气壮做工作，准确传达政府的各项政策。”
以前，到这铅工厂工作是当地人的荣耀。这时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当年挤破头想尽办法进铅厂不同的是，人们开始变得理性。两个20岁少年选择了进京打工，父母宁愿他们流浪异地，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娃身体受伤。
就在经济发展向好的同时，济源也真正启动了工业旅游城市的战略，将旅游业推向了前端。就在新景观加紧施工的同时，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人正在逃离原有的故土。
曾经，愚公移山发生在济源，现在换成了村。
相关杀手
镉污染
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已彻底改变了湖南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的生活节奏。这个曾经被勒令关停的污染化工企业，二次转移中，竟被招商引资再次引进入驻双桥村，导致近3000村民中509人重金属超标、多人死亡、化工厂周边500米范围内土壤严重污染。在化工厂运转5年多时间里，周边村民与污染企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长期角力。
事件：镉的毒性较大，被镉污染的空气和食物对人体危害严重，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长期暴露会造成嗅觉丧失症、牙龈黄斑或渐成黄圈，镉化合物不易被肠道吸收，但可经呼吸被体内吸收，积存于肝或肾脏造成危害，尤以对肾脏损害最为明显，还可导致骨质疏松和软化。
2009健康杀手：抑郁症
越宅越抑郁
现在，人类亲力亲为的体力劳动非常少，因之带来的“快乐奖赏”相应少了很多。换句话说，人类“廉价出售了自己的精神健康”。
文·薄三郎
杀手：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缺乏主动性，自责自罪，饮食、睡眠差，担心自己患有各种疾病，感到全身多处不适，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
抑郁症是精神科自杀率最高的疾病。抑郁症发病率很高，几乎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抑郁症患者，因此它被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抑郁症目前已成为全球疾病中给人类造成严重负担的第二位重要疾病。在中国，仅有5%的抑郁症患者接受过治疗。
气温低、日照少、户外活动机会少，也容易引发一些人产生迷茫、孤独和忧郁的情绪，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这些症状被称为冬季忧郁。
半数人曾患抑郁症
抑郁症患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消极悲伤的人”。作为常见心理疾病，抑郁症包括一系列症状和行为表现。与常人相比，他们更偏于安静、话语不多、不喜欢成为焦点；他们无法充分享受生活之乐，消极待人对物，缺乏自信并倾向悲观厌世。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保守估计，人群中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时点患病率=某一时点一定人群中现患某病新旧病例数/ 该时点总人口数）为3％。以此估算，国内抑郁症患病人数几近四千万。大量研究证实，30%-50% 的人在一生某些时刻，曾是符合现代心理学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有报告称，至2010年，世界发病率前15位疾病中，抑郁症很可能将位列榜首；至2020年，单向重型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二大原因，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
毫无疑问，抑郁症的发病率正呈逐年上升趋势。三年前，广州曾启动一项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据预测，广州地区抑郁症发病率较上世纪80年代增长十倍以上，广东省抑郁症发病率在5%以上，患者总数达两百万。相关数据表明，与十年前相比，上海社区抑郁症发病率由1%，升高至4%—5%，几近整个美国的人群发病率。
问题是，抑郁症为何会突然之间“炙手可热”，变得如此普遍呢？
生活舒适导致抑郁
近年来，可能是因为名人明星也加入了抑郁症的行列，使得抑郁症水涨船高般得到了空前关注。其实，在人类发展史上，抑郁从未与人远离，牛顿、贝多芬、梵·高、爱因斯坦、海明威都曾受抑郁症困扰。近年来抑郁症等精神疾患的加速出现，与社会急速发展、竞争压力的加剧不无关系。另外，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不断增多，知晓率升高，也使得这一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普遍起来。
以往，不少抑郁症患者被误诊为其他疾病，或误为性格古怪而被忽视。随着人们对精神健康的重视，生活方式的自由与舒适，抑郁症的发生几率日趋升高。去年，美国伦道夫-梅肯学院心理学系主任凯利·兰伯特（Kelly Lambert），在新书《挑战抑郁症——一位神经生物学家亲身实践，激活大脑的康复能力》中就谈到，生活舒适导致抑郁，年轻人更易受困扰。
兰伯特认为，现今的生活方式存在危害心理健康的东西。科技改变生活，人们在享受诸如微波炉、电子邮件、外卖食品、洗衣机所带来的省时省力的同时，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升了。她进而指出，这一切可以通过人类的进化过程来解释。
古人为了生存，必须在恶劣环境下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而大脑里存在一个“努力驱动的奖赏机制”。简言之，劳动虽辛苦，但至少能换来快乐愉悦感做补偿。现在，人类亲力亲为的体力劳动非常少，而劳动所带来的快乐奖赏自然很少。换句话说，人类“廉价出售了自己的精神健康”。
抑郁是进化的需要？
郁闷，曾是一度的网络流行语。事实上，情绪低落是人生命历程里最正常不过的事件。从进化论角度看，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今年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伦道夫· 奈斯（Randolph Nesse）在《性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研究称，情绪低落会阻止人们去做伤害心理的事情，特别是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
举例来说，想成为股神巴菲特，对大多数常人而言，正是“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的一种，追求这种目标绝对是精力和资源的浪费。你获知成为巴菲特遥不可及，追求超出个人能力、过于高远目标的动力会减退；这虽然让人不爽，但从另一层面看，不再好高骛远让你保留了精力，以便追寻新的目标——做个关注大盘、理性投资的股民，或许能有收益。
从科学上来解释，适度沮丧并心生郁闷，是人们应对失败的自然反应，如果这种逃避机制运转失灵或不正常，很可能导致抑郁。
抑郁是一种调适，一种既带来真实代价，也带来真实好处的精神状态。这一观点，是今年7月，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精神与行为遗传学中心的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ws）与安德森·汤姆森（Anderson Thomson）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提出来的。换句话说，抑郁像把双刃剑，利弊共存，祸福相依。
上述论断旨在说明，抑郁是常见而普遍的，它是进化的需要，并不能算做疾病。目前，这是一种假设，并未被学界公认，但并无道理。安德鲁认为，抑郁的人常会以高度分析性的思考模式，去激烈地反思问题，并持续很长时间。换句话说，抑郁者执着于复杂问题，逐个细化并且一次只思考一个。这种思考虽然高产，耗费亦不少，需要大量能量。对大鼠抑郁症的研究发现，5-羟色胺（5-HT）1A受体参与供应神经元能量这一活动，并能确保此过程不停顿。
抑郁症，并非简单的一时想不开，心里不痛快。从医学上看，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影响人体健康。目前，很多人把抑郁症视为一种心理疾病，这并不意味着，抑郁症与人体生理完全无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5-HT是抑郁症发病和治疗中的关键一环。
少宅多动抗抑郁
5-HT，能让人产生良好情绪，对心情、睡眠和食欲十分重要。如果脑内5-HT含量高，人容易快乐，若偏低则会郁郁寡欢、较为内向。抗抑郁剂，正是为恢复脑内5-HT的平衡而研发。目前，抗抑郁剂与各种心理咨询或治疗，对80%以上抑郁症患者是有帮助的。
日常生活里，要改变脑内5-HT含量，我们并非无所作为。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晒太阳与吃甜食。人体内多种激素，均与光照有关系。简单点说，多晒点太阳，有利“激活”大脑，产生5-HT对抗情绪低落、容易疲劳等症状。当然，特殊的“灯光疗法”也有效果。但是，家中和办公室的灯光无法提供治疗效果，他们的光照强度不够，必须到专业医疗机构去咨询。
食物能让人快乐，也不难理解。以水果为例，它富含碳水化合物，即一般人所认为的糖。食用碳水化合物对改善心情有深远惊人的效果，它能刺激胰岛素分泌，协助色氨酸等进入细胞，在大脑中合成5-HT，从而产生镇静安神之功。由于色氨酸是合成5-HT的原料，这意味着多食用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可能让人更有幸福的感觉，常见如乳制品、肉蛋类等。
快乐与否，与基因也存在一定关系。今年二月，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伊莱恩·福克斯（Elaine Fox）发表研究称，他们找到一种与情绪密切相关的基因，名为“5-HTTLPR”，被誉为快乐基因。人体内，5-HTTLPR有长短两种版本，在相同环境和事件刺激下，携带“短”版基因的人更容易焦虑、害怕，抑郁症的风险更高，“长”版人则不会。
10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一篇论文中，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针对29个国家的人群，就抑郁症基因携带率和文化差异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东亚国家中携带“短”版基因的人口比率虽然高，但抑郁症的发病率却远低于欧洲国家。调查分析，这可能与东亚国家的文化更倾向集体价值取向有关。在西方，人们更强调个人价值与自由。而在防范抑郁症上，集体文化无疑更具优势，起到保护性缓冲作用。
在预防抑郁方面，兰伯特教授建议道：“专注于织毛衣或者制作剪贴簿这类事情上，可以使你从生活压力中解脱出来，让大脑以一种有益于心理健康的方式运行。出去逛公园或者去体育馆做运动，尤其是进行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活动，同样可以促进重要的情感神经化学物质的分泌，如5-HT和内啡肽。”部分资料实习生方舟整理。
罪行录
2009年1月22日因主演李安的《断背山》知名的演员希斯·莱杰，用药过量而死，年仅28岁。希斯死前受严重的失眠以及抑郁困扰。
2009年9月17日，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跳楼身亡，终年32岁。涂因对评职称失望，从焦虑到抑郁终至选择结束生命。
2009年10月，39岁的斯坦福大学博士，湖南大学教授南方圆在湘江河滩上非正常死亡，疑为自杀。对于南方圆的死因，湖南大学老师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他有 精神抑郁症。
2009年10月31日歌手陈琳因身体、感情、事业等综合因素导致很严重的抑郁症，在北京东五环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跳楼死亡。
易攻点
寒冷季节易发抑郁症。
那些出生后几个月内表现异常，且1岁了还对别人呼唤其名字“无动于衷”的婴儿，患抑郁症的概率极高。
女性患抑郁症几率更大。
因字数限制，《独角兽资讯》仅摘录了报道提及的12个问题中的三个。全部内容阅读请访：
南都周刊封面报道：2009健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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