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十七章 运动就是生命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我妈就这样回到自己的窑洞，就这样抱起了我，二话没说，奔出窑洞，要把我送到医院。　　
　　几十年以后我到延安，晚上还是如此的死寂与荒凉。那时我们住的窑洞离开号称中央医院的地方，还隔着几道山梁。半夜三更，十冬腊月，荒山里到处有恶狼在悠闲地散步。我妈生我哥哥的时候，就有只恶狼来造访，所以我哥哥才起了郎郎这个名字。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给你讲这个故事。　　
　　我妈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抱着我冲入黑夜。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爬过那几道山梁，而且还要过一条河。没有任何光源，那时人们走夜道只有用火把，就是有人带电筒来延安，也没地方去买电池。她抱着我跑了大半夜，第二天清晨浑身脏土和汗水的她，把我抱到了医院。医生听了听，量了量体温说：急性肺炎。〖〗《陈布文像》，爸爸画的妈妈可是医院里病床已经满了，况且看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有活的希望。医生看看我妈妈那个样子，就知道我妈绝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也不是任何重要人物的太太。如果是，这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好在那时候革命同志有限，人情味还是很浓的。医生诚恳地说，医疗设备有限，人员也有限，你自己照顾孩子吧。　　
　　我妈妈很懂这一套，她很知足地找到屋角的一个草垫子，好心的护士给了她一个床单，妈妈就把我放在那里。　　
　　妈妈就守在我身边，给我喂水。等护士发药的时候，妈妈就要来一份，给我喂药。我就这样大模大样、无声无息地在那里躺了两个星期，居然一天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妈妈也哭了起来，护士说：哈，这孩子竟然活过来了，你还哭什么哭？　　
　　妈妈这时候才慢慢缓了过来。这时她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了，本来她以为自己从此就瞎了。是发现我掉到地下，一着急眼睛就好了？还是在荒野中找路的时候，就看见了？要不就是在照顾我的这些天，因为需要眼睛，所以视觉就奇迹般地恢复了？虽然这都不合乎医学常识，奇迹就在我们家最麻烦的时候出现了。　　
　　这都是奇迹，要不她看不见如何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怎么过的河？就是她可以看见的时候，平时她也做不到。半夜三更自己翻几道山梁，要过一条河，还要同时听着狼大爷们爽朗的笑声。　　
　　后来很多年，她还说是我治好了她的眼睛。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是她怎么捡回来了我的这条命。好在那时候组织是很体谅人的，周扬也是个关心运动健康发展的人，看我妈也是交待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我又命在旦夕，就把我们娘儿俩扔在医院里没人管了。　　
　　我妈妈就这样把我从死神手里给生拉硬拽回来了，还顺便把眼睛给治好了，还顺便躲过了这场扒层人皮的运动，名字还很好听：抢救运动。嘿。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　　
　　那时和我们家走动最多的就是我干爹朱老丹，他就是后来黄永玉先生写的《大胖子张老闷儿》的原型。　　
　　朱丹先生和别的闹革命的不大一样。那时许多革命者都是苦大仇深，走投无路的，造反的多数是逼上梁山，造反好分田地、分铜钱。他不一样，是柴大官人上梁山，花钱闹革命。　　
　　还有一些像我爸那样有家不能回的流亡学生。他可不是，据说家里是银行家，看他的样子不用化装就是活脱一个银行家的谱儿，又高又胖，满面红光。从小在家一直美食不断，后来又爱上了艺术。据说在学画期间，曾经是李可染伯伯的同学。虽然画得没有李可染好，可是人缘非常不错，和李可染伯伯一直是好朋友。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爱国热血青年，因为抗日结社，所以他们都不得不离开了学校。李可染先生后来到武汉在政治部三厅郭沫若先生的麾下用画笔参加抗日。　　
　　朱丹伯伯就奔赴延安了，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就已经在党的领导下成了学生领袖。他那个块头，他那个豪爽快乐的性格，在革命队伍中，绝对是个另类。据说，他要不是让毛泽东喜欢上了，早就被革命熔炉淘汰八回了。　　
　　他不是个很会当官儿的人，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的幽默在于自己享受幽默，从小就给我讲了无数的笑话，有自己编的，也有趸来的。每次都是他一边讲自己一边笑，往往自己笑出了眼泪使得笑话不能一次讲完。他不管听众笑不笑，自己先笑好了再说。　　
　　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　　
　　小时候，他最喜欢我。因为我很迟钝，说话很慢，成了他幽默的最佳发挥对象。在哈尔滨，我们两家就住在隔壁，他们家没有孩子又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吃零食，我自然很喜欢去。我那时才四岁，每次他给了什么吃的东西，我都要慢条斯理地问：这是什么？然后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比如，他给我牛肉干，就告诉我这是耗子肉，下回我推门进去，就说：朱丹伯伯，我想吃耗子肉。他就笑得昏天黑地，李纳阿姨也笑得开心，就又给我一小块儿“耗子肉”。　　
　　我在他家第一次吃到了起司，不知道那是什么。他问我好不好吃，我点点头，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臭脚丫泥蘸牛奶。我很严肃地点点头。他可是乐不可支，眼泪又出来了。以后我又去，慢慢地说：朱丹伯伯，我要吃脚丫泥蘸牛奶，他和李纳阿姨两个人都笑得昏天黑地。我还是平静耐心地等他们笑完以后拿给我吃。他们看我的样子，一笑再笑。我自己很严肃，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可能我可以让冷面著称的李纳阿姨这么大笑，有助于健康，有助于家庭气氛，所以很受他们两口子的欢迎。　　
　　他们就和我爸我妈商量，干脆把我送给他们算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而且以男孩子为患。我爸我妈好像没什么意见，就问我，我当时觉得朱丹伯伯不错，可是怎么就要变成我爸爸呢？我倒不是不愿意，就是不大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那是脑子特别迟钝。可能就是这样才得到他们夫妻的青睐。他们看我不甚了然，就先认他为干爹，慢慢适应，以后再说。　　
　　后来进了北京，我住在学校。到了周末有时候就回家，有时候就回朱丹伯伯家。那时候从云南来了一个小孩，他的名字是李小护，比我小半岁，是李纳阿姨亲戚家的孩子，于是朱丹伯伯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亲儿子，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弟弟。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　　
　　朱丹伯伯进城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就不断地犯错误。　　
　　他和别人犯错误不一样，既不是男女关系问题，也不是和金钱或权利有关系。现在想想似乎他的所有错误就是因为他喜欢吃喝玩乐。三反运动，他就被以浪费的罪名给运动下来了。按照他的条件，早就可以青云直上，可是他心地善良，还没有心计，所以乌纱虽有，可惜忽大忽小。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快乐的人生。　　
　　那些年的官场飘忽不定，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简直就是扑朔迷离。有人官儿越做越大，汽车越坐越小；有人汽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反正都有个方向性，他是没准，过一两年就搬一回家，同时换一个单位。上下沉浮，没准儿。他有事没事愿意来找我爸聊天，因为他知道我爸这人我妈这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艺术家，不在乎他那天是坐汽车来的，还是坐三轮来的。尽管性格不同，但是他们在一起聊，一定高兴。他一高升，他一被贬，准来我们家看我爸，还一定带来好酒。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1)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革命的初衷了。一九五六年，夏季里炎热的一天。那天傍晚朱丹伯伯特别兴奋，带来酒菜在我们家吃晚饭，和我爸我妈一起畅谈。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也跟着高兴，他一高兴我就有可能得到具体的好处，比如带我去吃饭，比如带我去听相声，看京戏。　　
　　后来我从他们字里行间才慢慢明白他们为什么高兴，当然这主要是靠我睡觉以后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的笑声和交谈。我虽然已经十二岁了，还没有参加他们谈心的资格。好在当时我们家的房子隔音不好，我才能一边用矿石收音机听音乐，一边听他们侃山。那时中国的各种房子隔音都不好，甚至中央首长的房子也没认真注意这件事情。不信你到庐山去住住当年属于宋美龄女士，后来毛泽东居住过的别墅，现在花三百多人民币就可以入住一晚，那里的隔音和那时候我们家的隔音水平差不离。当时使他们如此兴奋的话题是关于《万象》杂志，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摩登杂志，将以同仁杂志的方式在北京复刊，然后是如何编辑，如何出版的话题。另一个话题是我爸准备响应号召：艺术家职业化，不再继续当教授了，也不当文艺官僚了。这就是说他如今有机会，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的梦想，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新时代使他们梦想成真。　　
　　做个真正的艺术家。如今没有政治的压迫了，也没有经济的困境了，再加上开国后各方面的惯性优势，他们觉得等《万象》杂志复刊后，一定要比官方杂志好看得多，发行出去一定销量惊人，我父亲靠编杂志、画画就足可以养家糊口了。还是姜德明先生的回忆比我细致，他当时已经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供职，据说他最高职位曾经做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现在是北京最有名的藏书家了。他在《万象闲笔》中回忆道：其实还有胎死腹中的一本《万象》杂志，更值得一谈。那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故事。当时一部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作家、画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感召下，经文化部批准，拟办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定名为《万象》，并成立了十个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是：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方、叶浅予。画家张仃还拟订过一份栏目安排，内容计划。“创刊号”业已编就，其中有：　　
　　张仃：《毕加索访问记》，　　
　　郁风：《衣饰杂论》，　　
　　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剧》，　　
　　艾青：《我写过一首最坏的诗》，　　
　　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　　
　　曹禺：《论莎士比亚》　　
　　……　　
　　这在当时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些题目。不想一夜之间，反右派的风暴袭来，一份不曾问世的《万象》要目竟变成反党罪证，“二流堂”复活的宣言。“创刊号”主要作者几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尽管刊物未能办成，照样可以定罪。我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有人能记得。的确，如果这期杂志可以出版，那一定会轰动中国。我爸当时刚刚从巴黎回来，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件非常罕有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和西方各个强国都没有建交，只有英国在北京有个代办处。　　
　　中国艺术家所向往的巴黎，任何人根本没有去访问的可能性。就在一九五六年，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联多年的政治坚冰开始解冻。当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以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很多人都退了党，中国共产党还在研究和观望，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空前宽松。就在这个时候，法国要在巴黎搞一个世界博览会，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这也许是西方和新中国和解的一种试探，也可能是法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在变化中。中国的领导阶层认为：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那就是愚蠢。　　
　　于是决定派我爸爸去巴黎修建第一个在西方展示的新中国的展览馆。虽然这只是一座博览会那种临时性的建筑物，但这是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步。任命我爸爸为总设计师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已经在五十年代多次到国外去设计展览会，在莫斯科、华沙、布拉格、莱比锡举办的博览会和展览会，他都是中国馆的总设计师。这次中央拍板之后，我爸爸就开始组团。我们的邻居董希文伯伯平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为这件事他第一次向我爸爸开口，希望在代表团中有他，哪怕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我爸听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之都的景仰，绝对是出自内心的。另一方面，董伯伯一定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去卢浮宫欣赏那些多年来心仪已久的世界名画。就像一个顶尖的武林高手，多么想看看前辈们的神仙般飘逸的足迹。如果董伯伯有这次机会，他一定会在艺术上有许多收获和碰撞，再创辉煌。他是一个悟性高、分析力强，有才干又肯辛勤钻研的油画巨匠，这个机会应该给他。那个时代，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和法国建交，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让它擦肩而过。但是，当时文化部和外贸部的领导对这个代表团的想法，和董希文先生大相径庭。最后拍板的时候，代表团主要成员当然是有关方面的领导，然后才是我爸爸当总设计师，还有贸促会的工作人员，展览工作室的人员，同行的只有一位艺术家，这是北京市的花鸟画家王雪涛先生。　　
　　估计他们觉得去巴黎和西方接触就应该有一个代表民族的中国画画家，所以，董希文先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些决定的确不是我爸的管辖范围，他的确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为董伯伯不能前去而惋惜，本来我以为爸爸可以安排的，后来我渐渐明白，我那个英雄的爸爸，在一定的范围还可以，在另一个范围，他只能受到别人的安排。这是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的。爸爸从巴黎回来，一下洋气了许多。爸爸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意仪表的人，他从巴黎带回来的衣服，和从苏联、东欧带回来的衣服，大不相同。特别是他带回来的故事，更让我们兴奋。〖〗刚从巴黎回来的爸爸他给我们讲：当年在国内的许多有才能的同行，现在还在巴黎画画的人还真不少。他们虽然得到了在巴黎自由创作的机会，但是生活多数都十分艰难。他们的处境和我爸爸、妈妈当年在上海、南京的时候差不多。　　
　　多数海外艺术家依然在生存问题上苦不堪言，他举了常玉为例：说常先生画得非常好，但是经济非常窘迫，他到常先生家去做过客，那真是艺术大都会中的清贫一族。潘玉良已经到法国这么多年，也还是一个清苦的艺术家。但他们都乐天知命。爸爸也给他们传了话，希望他们回国看看，如果喜欢可以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美术发展，共同努力。这番话似乎主要是说给张大千听的，但是张大千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早就有底儿了。从浙江美院去法国的赵无极先生，可以说是这些人里仅有的在法国已经站住脚的，他已经是进入法国当代主流艺术的大师了。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2)

　　这些人在四九年以后是第一次见到中国来的官方的又是艺术的代表团，他们百感交集无须赘言。他们兴奋、他们高兴、他们沉思、他们感慨、他们畅谈，无论他们如何选择，都不会影响他们见到故乡来了同行的愉快。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欢笑。我看他们当年的照片，每个人都笑得和孩子一样。　　
　　我仔细看爸爸讲的这些人物，潘玉良这把年纪还剪个整齐刘海儿的娃娃头，瞪着那么大得吓人的眼睛，那么厚的嘴唇，真把我震晕了，爸爸说：人不可貌相，她可真是艺术的性情中人。　　
　　张大千当时飘逸的胡子还是黑色的，我想大概他比较像唐伯虎的好友祝枝山。一九五六年爸爸在巴黎宴请旅法中国艺术家，右二为潘玉良，右四为张大千　　
　　爸爸还告诉我，赵无极很慎重，很低调，开来的车子，黑黑的、笨笨的一点不打眼，只有内行的人才知道，这是好车，也是最结实、最安全的车。　　
　　当然爸爸也告诉我他们去法国作家协会主席维尔高尔家里做客，他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海的沉默》的作者。但是，在法国没人给他们工资，这样有名的作家还是要干别的工作养活自己。他和太太在家里用丝网漏印的方式复制高档艺术作品，编号出售。他们参观了这老两口的作坊，对他们这把年纪还这么勤奋地生活，不知该佩服还是该惋惜。　　
　　听到这里，我想，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国家早就养起来了，让他专心创作，那将会为高贵的文学，夺回来多少时间。后来，我又糊涂了，中国当时国家养起了那么多的作家，但是，结果到底出了多少可以传流下来的作品？不行，不能细想，那样会把脑仁子想坏的。当然，最让爸爸激动的是他去拜访毕加索。　　
　　你想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爸爸就在黄土墙上贴了一张毕加索的女人头像作品，如果是现在，没什么稀奇，连孩子都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毕加索的传闻轶事，可那是战争年代，可那是整风年代。我爸这一大怪，居然在五十年代阴错阳差到了巴黎，居然有机会去拜访毕加索本人，毕加索居然欣然同意。　　
　　说实在的，我爸当年要不是瞬间的冲动，决定去延安，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毕加索知道你是老几？他欣然同意决不是因为知道我爸爸，而是因为他是新中国来的画家，他的背景就是那个正在悄然兴起的东方大国，那就是他的底蕴。　　
　　爸爸和毕加索（摄于一九五六年）爸爸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代表中国文化界赠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的画册，还有我爸爸自己的画和王雪涛先生的画。　　
　　毕加索回赠给代表团他自己的画册，同时也特别回赠给我爸爸本人一本他的画册。他要我爸爸把名字的中文写法写给他看，然后拿起彩笔在画册的扉页写道：送给张仃，“张仃”两个字他还成心用不同的颜色以中文写成。他笑着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写中文。他又用彩笔在同一页，画下了他那著名的吹喇叭带犄角的小鬼。我爸爸非常高兴，展开自己送给他的那幅水墨山水画，对他说：欢迎你来中国做客，中国的艺术你一定会喜欢。他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虽然我一直希望去中国，就怕到了中国我又要再次否定自己，再决定画起中国画了。说完哈哈大笑。　　
　　当然，他的话你不可太认真，他就是人生游戏，或者游戏人生。　　
　　我看到爸爸带回来的照片中，有许多是毕加索和爸爸开玩笑的照片，一会儿是他戴上了卓别林式的胡子，一会儿是给我爸爸戴上了个大鼻子，就连王雪涛先生都像孩子一样，戴上了假胡子，他们仨一起合影。　　
　　可见，不管是哪儿的艺术家，只要他还在艺术中，那他就还是大孩子。　　
　　我爸爸的这个故事，一定比我讲的还要丰富百倍，他讲的一定比我风趣。当年他讲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迷住了诗人徐迟。徐迟说：太精彩了，你怎么不写啊？爸爸说：我是画画的，陈布文是写东西的。将来让她来写。我说姜先生的许多回忆散文都是浓缩了许多历史典故的珍品，当然人的记忆难免有小小的出入。比如五六年的《万象》创刊号的作者，至少据我所知，张光宇、华君武、叶浅予还有我爸都万幸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并非像姜先生以为的“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　　
　　那是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北京的文艺界热烈迎接这后来被称之为“文艺界早春天气”的时期。毛泽东的原始讲话，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有许多不同。总之，我爸爸他们都为那篇划时代的文件，兴高采烈，忘乎所以。　　
　　大概我爸和我干爸都认为，新的时代来临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革命的初衷了。　　
　　他们兴致勃勃地聊到深夜，我睡了一觉之后，他们大概酒过八巡了，三个人开始回忆当年延安的难忘日子。他们不是回忆当年的风采，而是回忆一九四三年的抢救运动。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不知道我醒来了。　　
　　他们那时候真是被整得够呛，现在以过来人的心情，可以幽那时的恐怖一默。　　
　　他们哈哈大笑，居然那个年代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那时是多么的荒诞。可能他们忘记了北京的一句俏皮话：耗子拉秤砣——大头儿在后头呢！我听干爹朱老丹和我爸我妈，一边喝酒，一边讲这些陈年旧事。讲他自己当时怎么也被关起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了，一定要赶紧向我干妈求婚，要不喜酒还没喝，就不知为什么光荣了。这辈子就太不值了。人们说枪子儿不长眼，况且还不知道从哪儿飞出来的呢。哈哈。在他的笑声中，我又渐渐睡去了……那时候是这么多年他们心情最快乐的年头儿，我爸一高兴就画了一幅彩色漫画《孙悟空跳出老君炉》，他们觉得自己在革命的烈火中，已经磨练够了，如今社会进入理想境界了，应该跳出老君炉，做个真正的自由艺术家了。　　
　　看来他们还是笑得太早。

第五部分第十九章 大雅宝周边(1)

　　好在艾青伯伯对我很和气，见了我就大笑起来，说：哈，你长大了样子还可以嘛。在延安的时候，他说话又幽默又刻薄。我们大雅宝的孩子们本来的活动地点主要在大雅宝一带，偶尔远涉北总布胡同、孝贤碑胡同一带。　　
　　我去北总布胡同是因为那里有我朋友的家，那就是艾端午家。他爸爸就是和我爸当年在苏州反省院的难友，艾青先生。他当时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爸爸对他的诗非常推崇。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班同学王瑞芳的爸爸调到重庆去了。当时，我们俩是学校里的铁哥们儿。我就写了一首诗：　　
　　我的朋友王瑞芳，　　
　　告别北京去了嘉陵江。　　
　　嘉陵江上一片雾，　　
　　遮住他我眼前路。　　
　　尽管我们见不到，　　
　　心中的感情山高水长也挡不住。　　
　　我在班上一念，立马轰动，大家开玩笑叫我小诗人。我不免就得意洋洋，回家就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父母。　　
　　等我一本正经把自己的这首“诗”读完以后，妈妈说：孩子，你还不懂什么是诗。我本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夸奖，没想到就这么当头一棒。　　
　　爸爸居然在那么忙的时候，有一天，专门找出一个厚厚的本子，那个本子里都是用细细的麻线装订起来的薄薄的淡黄色毛边纸，封面是用浅灰色的细帆布制成的。　　
　　他告诉我，这是在延安时代，他自己做的笔记本。里面都是他和妈妈自己抄写的最喜欢的诗。他轻轻翻开快成古董的本子，给我找出来艾青的一首诗，轻声读给我听。那诗讲述一位小号兵，每当他在吹响嘹亮的小号的时候，可能声音里融入了淡淡的血丝。当他被子弹射中以后，他倒在地上。可是在他锃亮的号身上，映照出冲锋的战友，和招展的胜利旗帜。　　
　　我明白了，这才是诗。诗就是另一种童话。　　
　　他们那个本子里，还有普希金的、希克梅特的诗等等。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好像那时候爸爸又出国了，妈妈就拿出这个本子，轻声读诗给我听。我每次首先点的都是希克梅特的《医生，我的心不在这里》，因为他一个土耳其的诗人，在监狱里写了这样的句子：　　
　　医生，我的心不在这里，　　
　　它现在在黄河之滨……　　
　　我感觉得到他对中国、或者是对真理的爱也笼罩着我，心里涌起阵阵热流，对他的诗，对妈妈的朗诵，百听不厌。　　
　　艾青伯伯可是长得不太像诗人，可能是因为我妈妈一直挂在我床边的是诗人拜伦像，还有后来看到的诗人雪莱像。我以为诗人都必须长成那样才对，至少也得长成马雅科夫斯基那个样子才能写出诗来。　　
　　好在艾青伯伯对我很和气，见了我就大笑起来，说：哈，你长大了样子还可以嘛。在延安的时候，他说话又幽默又刻薄。我哥哥小时候又白又胖，他就给他起了“吧啦咋、吧啦咋，煎鸡蛋”的外号。据说那是来自一个俄国话剧里的一句台词。　　
　　我妈妈把我抱回来的时候，他掀起襁褓看了我一眼，那时我满脸皱纹，他就说：布文啊，你抱回来的不是个儿子，是个爸爸。　　
　　说得我妈妈哭笑不得。看在他诗写得不错的份儿上，也就算了。　　
　　艾青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小青蛙。　　
　　我到北总布胡同他们家，许多时候是跟我爸爸一起先去看艾青伯伯，然后我和艾端午去玩儿，他的姐姐清明也和我一个学校，清明比我高一年，端午比我低一年。那时候圭圭和梅梅还都小呢。　　
　　有一次我和端午去放风筝，那是我爸爸刚给我买的，很大的一个黑锅底，艾青先生和爸爸（摄于八十年代初）　　
　　爸爸又特地自己给它加了几笔对比强烈的颜色，所以特别精神。端午以为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风筝，因为所有卖的风筝都没这么好看。我告诉他，这是送给他的，他高兴极了。　　
　　我们又笑又跑，把风筝放到了云霄。就在最高兴的时候，风筝断线了。我们俩就跟着风筝飞快地跑。结果它老兄不慌不忙地飘进了海军大院，我和端午急着想进去找风筝，结果被站岗的战士坚决地挡住了。端午一看心爱的风筝变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就放声大哭。我当时觉得我有责任，就去和那个战士理论一番，人家根本就不理我。我只好带着哭哭啼啼的端午回家，见到艾青伯伯赶紧汇报了情况。他无所谓的样子，说：算了，没办法。你们玩别的去吧。　　
　　我本来以为他一定会去帮我们要回来，因为那时候他是大名鼎鼎的诗人，似乎在中央很受重视，如果他去要，战士一定会给他的。可是，他根本不会去的。这时我才知道：诗人也不是万能的。　　
　　后来，从延安起就和我爸不断搭档的吴劳先生，搬到了小雅宝胡同，我才有时候向那个方向运动。我会经常沿着这条街走，先去看吴大刚和吴小鹿，这就是吴劳先生的两个儿子。在北池子那会儿，他们也住在斗鸡坑。他们都比我小，我就是顺便看他们一眼，然后就直奔禄米仓。　　
　　禄米仓胡同在后门就是一条康庄大道了，我弟弟大伟的托儿所就在禄米仓的路南。妈妈没时间的时候，我会来这里接弟弟回家。那会儿弟弟就一本正经地看书，老皱着眉头对各种书籍仔细研究一番。他不爱说话，自己搬个小板凳在黄叔叔家的窗下听古典音乐。　　
　　黄妈妈大为吃惊，问：你听得懂吗？　　
　　他平静地只说了两个字：好听。　　
　　她连忙说：进来听吧。　　
　　他也不客气，就搬着自己的小板凳安放在黄家的角落，自己静静地听。这时候要是有人问他什么问题，他基本就听不见了。就是听见了你的声音了，也疑惑地望着你不明白你说什么。他在音乐里。

第五部分第十九章 大雅宝周边(2)

　　黄叔叔哗哗大笑，对我们说：这个孩子像个哲学家似的。黄叔叔家当时的音乐在我们院儿是头份。那些密纹唱片，黑得像古代美女的头发一样——水光油滑。他小心地托起唱片，记得是莫扎特的，轻轻放在唱机上，再把宝石唱针柔和地托到适当的地方，让它静静地软着陆，几乎同时，溢出了优美的提琴声，仿佛直接拉动了你的心弦，大伟屏着呼吸死盯黄叔叔的这套魔术。黄叔叔在换唱片的时候，舒了一口气说：也许你们知道，托尔斯泰说过，音乐就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回忆。　　
　　大伟似乎此后有了那样一种特权，他任何时候听见黄叔叔家的唱机响了，都可以静静地走进去，听完再静静地走出来。　　
　　他们托儿所的对门儿，也就是禄米仓的路北，那里是一个解放军的被服厂，每天都有大队的汽车从那里出出进进。　　
　　我小心避开这些车辆，就窜上了南小街。　　
　　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的朋友都搬到南小街一带了，我掐指一算还真是不少。禄米仓对面就是干面胡同，往前走不远，就到了东罗圈胡同，从这里可以一直穿到史家胡同。其实我去看兰兰不用这么绕远，他们家就搬到了史家胡同五号，在胡同的东口，我从南小街走可以更近的。　　
　　因为东罗圈胡同里有一个路西的小红门儿，门上有一小块汉白玉上面镌刻着“凌宅”两个字。这是我爸的老同学、老难友、老朋友凌子风家。我不告诉过你吗，我爸和他是在张恨水办的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当时我爸个子矮，他个子高。俩人互相不认识，但是都知道对方有两把刷子。凌子风当时名字叫凌飞。　　
　　一天在校门口，两人狭路相逢，都远远地站住了。我爸就大喝一声：　　
　　凌飞！你画得真不错，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他应声而道：好，我也正想和你交朋友！　　
　　于是，俩人就“扑通”一声相对而跪，从此成了把兄弟。　　
　　我每次去他家一定可以看到许多新奇的小玩意儿，都是凌伯伯自己做的。他人大心细，培植的小植物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种出来的。指甲盖那么大的小莲花，开在茶杯大的花缸里，深红的莲花旁边还有小小绿玉般的莲叶，那时我就怀疑他是个魔术家。　　
　　他的大女儿梅子和我姐姐差不多大，小女儿桔子个子很高，比学文学的姐姐活泼多了。小弟弟的名字就接着叫凌飞，他比我小。那时我觉得他淘气得很，被爸爸妈妈惯得不行了。可是后来在巴黎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稳重，非常成熟的样子。他是巴黎的一个成功的摄影家。　　
　　从他们家出来往北走到史家胡同，往东一拐，就是兰兰的新家了，他们那个院儿是个正经的几个套院儿。这里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宿舍，前院儿住着邹雅先生，中院儿住着方菁女士，还有安静叔叔一家。　　
　　北京四合院——东城区雨儿胡同十三号齐白石故居（李玉祥提供）安静叔叔原来就在东北画报社当摄影记者。我小时候语言有障碍，说不清复杂的事情，就干脆叫他眼镜叔叔。因为他脾气好，我当时就老去找他玩儿。他很喜欢小孩，也很有耐心，老带着我到处去玩儿，也给我照了不少照片。　　
　　我发现他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就喜出望外。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对我还是很热情的，每次都要和我聊一会儿，但是我觉得他真是没有时间带我去玩儿了。他的太太小侯也是搞摄影的，那时她主要搞体育摄影。几年不见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安安，小女儿叫静静。　　
　　安安的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成了他们的心病，可是安安自己很平静，很愉快的。我和兰兰也常常和她玩儿，其实我们男孩子本来就不喜欢和这些小孩子玩儿，尤其是和小女孩儿玩就更没兴趣了。安安是个例外。　　
　　我们要上房够枣，要和隔壁院儿的男孩子打土坷垃战斗。可是如果安安要我们陪她玩儿一会儿，我总会留下来陪她的。和她、静静还有来做客的亚男一起过家家。大概我的童年时代，只有和她们一起安静过。谁让她们的名字就是安安静静呢。　　
　　如果出了史家胡同东口，不远的马路对面就是竹竿巷，听说后来改名叫方嘉园了。就在竹竿巷一进口不远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走进去第一家就是黄苗子和郁风家。黄苗子先生是个有名的才子，书法家、诗人、画家，他的太太郁风是作家郁达夫的侄女，是个画家。　　
　　我爸经常和黄伯伯交换书来读，我就是那个跑腿送书的孩子。　　
　　往院子里走，北屋的主人是王世襄先生家，黄叔叔告诉我们，这位王伯伯是北京第一大玩主儿，人家也玩儿蟋蟀，也玩儿蝈蝈过冬的葫芦，可是人家的每件东西，都把玩多年上了层次啦，就连黄叔叔的那些玩意儿都不敢到这里来拔份。　　
　　我们玩的那些，不过只是低级阶段的顽童把戏。不仅如此，人家王世襄伯伯连桌椅板凳一起玩。每次跟爸爸到王伯伯家做客，事先受到爸爸再三预先警告，到他家随便什么东西都价值连城，千万要留神，别给人家磕了碰了的。　　
　　我想那里一定和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宝洞一样珠光宝气、五彩斑斓了。可是，到了他家举目望去，样样东西都灰头土脸的，看不出一点贵气。他老人家在那里一坐，哪里像一个曾经家藏万贯的富家后裔，哪里像学富五车的北京第一藏家、第一玩主儿？讲起话来，倒是和蔼可亲。如同一位街坊的和气老头儿，我就纳闷儿，爸爸是不是认错门了？　　
　　孩子那时候就是两眼空空，就算是你真的走进阿里巴巴的宝洞里，也照样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因为压根儿没明白，您至少得有眼力架儿，至少还得带上结实的口袋。　　
　　再往里走，就是张光宇老先生家了。我们两家搬开以后，爸爸还是经常来看他老先生，爸爸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恩师。我每次来看兰兰以后，也会到这里顺便挂角一将。到这院儿里，每次都有所得。这三家总是让你不会空手而归的，或者替爸爸背几本画册，或者帮黄苗子伯伯带回我家一函线装书，或者是听几个永铭在心的典故，或者趸几个叫你难以忘怀的逸闻。　　
　　唯一让我略略失望的是临春哥哥现在很少能见到了，他似乎一直很忙。而且他也不再临摹迪斯尼的动画人物了，听张家阿妈告诉我，他现在一心研究无线电，而且越钻越深，以后和艺术无缘了。也许那是对的，那个年代选择文学艺术就是选择了一种危险的游戏。

第五部分第二十章 大字报

　　这时突然觉得这里的阳光颜色开始变样子了，人人的表情都不对了。就觉得这些漫画和大字报不好玩儿了，我看不下去了。“财迷大院”是大生子先发现、沙贝正式命名的。这时候实用美术系搬家了，因为在西郊白堆子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以原来这个系的后院，就剩下了许多零七碎八。　　
　　我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只有三个目的：　　
　　一、 打乒乓球。　　
　　二、 看看学校走廊里的各种学生作业，和老师的示范作品。还有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学生的示范作品，都是契斯卡克夫学派的经典素描。　　
　　三、 到财迷大院看看有什么新的宝贝出笼。那里其实已经成了变相的垃圾场，但是仅仅限于是废旧物品，没有生活垃圾。　　
　　我们每个人去财迷大院的重点不同，有一次我居然从废铜烂铁里找到了一块四方的薄薄的金属片，上面镌刻的是“东北画报”四个字，对我说来这是个宝贝，是我当年东北生活的见证。我还和兰兰到这里捡点儿废旧的小块儿的木板下脚料，那是为了我们开始刻木刻。因为黄叔叔一天无意中说：很多艺术家都是从木刻开始的。我们俩就决定自己开始艺术家的生涯。等我们把这些木头拿回兰兰的新居，就是鲁少飞伯伯在史家胡同五号的家里，我们俩真的一本正经开始刻木刻了。后来才发现，就是最简单的图形，刻出来比画出来，要难上百倍。怎么我们看黄叔叔那么轻巧的运刀，到我们手里，就重若千钧。看来，我们的手劲儿还差得太远，眼力也差了十万八千里，根本不可能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一九八二年九月老朋友们为鲁少飞先生祝寿抓耳挠腮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先画漫画，因为至少我们画画还有一点基础。我就在所有纸面的留白上开始练习我的漫画人物。我的课本的任何空白的地方，都迅速出现了各种漫画人物，有一个阶段我画的都是踢足球的，另一个阶段又都成了变形动物。　　
　　那天我们去中央美术学院财迷大院本来的目的是去探宝的，沙贝对于寻宝有特殊的敏感，真有了宝贝，他八里地以外就能闻出味儿来。　　
　　正当我和大生子在财迷大院探宝的时候，沙贝跑过来告诉我们大礼堂现在里里外外都是漫画和大字报。我们几个立刻都窜向礼堂，急于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过去住在北池子草垛胡同美术供应处的时候，就赶上那么一次。那时候，好像是三反运动。据说重点是“抓老虎”，老虎就是贪污犯。我们小孩子，根本不懂这三反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孩子们的歌谣是：　　
　　猴皮筋，我会跳，　　
　　三反运动我知道！　　
　　反贪污，反浪费，　　
　　官僚主义也反对。　　
　　那时候，看到铺天盖地的漫画和大字报，小孩们就兴奋得不行。看那些漫画的幽默和说辞，过去是闻所未闻的。过去我们看的漫画都是讽刺打击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诚、陈果夫等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或者是杜鲁门、杜勒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等美国当时主要人物的。这些真人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见过的人，都没人画过他们的漫画。而这次的漫画讽刺的都是我周围的叔叔、伯伯，我就又糊涂、又兴奋。　　
　　李本田先生那时好像担任供应社的社长，供应处的经济当然由他负责。结果，运动一开始，他就被隔离审查了。有一张漫画给我印象很深：《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画面上画的李本田先生非常像，但是很夸张，似乎是在讽刺他不承认自己曾经贪污过。　　
　　另一张是讽刺供应社的另一位干部张忠的，那张画的题目是《张忠不忠》。我看了以后回来兴奋地学着这些画面上的新词儿，正好看见工作组的人把他们两位带到隔壁去问话。　　
　　我就在院子里高声朗诵这些漫画上的题目，好像自己也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了。爸爸突然出现，大声喝止我。我愣了，爸爸为什么反对我积极参加运动？爸爸说：你不懂，这是大人的政治运动。你去玩儿去，不要再看这些了。　　
　　果然，到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两位叔叔根本没有贪污过，于是我自己就很内疚了。这才明白，运动的事情，不能跟着哄。后来，见到这些伯伯、叔叔我自己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了。可是他们似乎根本就忘记了这件事了，从此我就多了一个心眼儿，小孩这时候只能看不能说。　　
　　后来听说，三反运动在中央美术学院本部，比供应社搞得还邪乎。把王临乙教授弄到舞台上去斗争，和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一模一样。我从那时候起，一听到运动就开始紧张。　　
　　中央美术学院演节目的大礼堂，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过美术学院大马戏团的地方，看过雕塑剧世界美术全集的地方，看过李苦禅伯伯唱京戏的地方，过去这里是演绎我们梦境的地方。　　
　　可是这时候，像大雅宝中院儿晾衣服那样横七竖八地拉起了麻绳，在麻绳上挂满了大字报。好像把我们的梦都割开了，大字报把人们的关系从和谐变成了斗争。　　
　　后来听说，那个在大马戏团表演最受欢迎的节目——耍坛子的大象，就在这个时候自杀了。我为此非常难过，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李又然和我妈妈说：每个运动都有牺牲品。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但是中央美术学院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轮上大象啊。　　
　　礼堂里人们静静地在看大字报，没有人说话，更没有欢笑的声音。我看到了批判油画家李宗津先生的漫画，画面上是他和胞兄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在唱反党的双簧。我当时就傻了。　　
　　李宗恩先生，是在董希文先生通过李宗津先生的劝说下，才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怎么现在就又拉了出来？还有批判王逊先生的漫画，他老先生原来是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教授，来中央美院以后就是一级教授。　　
　　再看那些大字报，很多语言就不大太懂了，只是看到一些被批判的右派学生也不得不开始揭发黄永玉先生的“反动言论”了。我看最厉害的一条是：在一九五六年波兰、匈牙利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事件期间，学生说，当时黄永玉先生感慨地说：中国也需要独立思考，也要有表达民意的渠道。否则也会产生社会动荡。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背的冷汗，心想：这会不会给黄叔叔带来麻烦？　　
　　这时突然觉得这里的阳光颜色开始变样子了，人人的表情都不对了。就觉得这些漫画和大字报不好玩儿了，我看不下去了，就小声叫沙贝咱们赶紧走吧，我看他也是小脸有点发白。我们就匆匆离开美院回家。我们哪里知道现在才是反右运动的第一波，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第五部分第二十一章 隔壁童话楼（1）

　　我怀念所有在大雅宝生活过的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话年华。　　
　　我甚至怀念昔日的隔壁童话楼，那个白发老人和那个童话里的公主。这帮孩子每次从美术学院回来，都是兴高采烈，故事还特别多，这次可不一样，大家好像都挨了一闷棍，心气儿都没了。大概是因为大家兴致勃勃去美术学院探宝，结果，看了一通令人窒息的大字报。况且，已经开始有我们大雅宝几个德高望重教授们的大字报了。虽然，还不是漫山遍野，可是总有股不祥之兆的劲头儿。真的连夏日的太阳，也变得昏暗起来了。　　
　　回到大雅宝，我们各自都发现了，其实每家的家长这些天都开始沉闷了。院子里也没有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了，大夏天的可是一种阴风在微微地吹。我们都感到一阵阵心底发凉，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居然在这之前没有发现，今天看了大字报，就看得格外清晰了。　　
　　我们这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突然都变得乖了。小生子悄悄告诉我，在贤孝碑胡同口的《北京日报》报牌子那里，很多人在看报，对咱们院儿，还有行人指指点点。我和沙贝赶紧跑了过去，挤进人堆，原来有篇文章在批判董希文先生。说董伯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攻击了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举的例子，根本谈不到攻击二字，牵强附会，实在可笑。　　
　　董伯伯当时的发言，是质疑学校要求孩子们都必须争取加入少年先锋队，按政治表现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这样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比如自己的孩子董沙贝就是没能入队，精神压力很大。　　
　　看报的人在那里议论纷纷，有人就问这个董教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那是不是住在大雅宝那个宿舍呢？啊，反党分子成了咱们邻居了？　　
　　我和沙贝互相对视了一下，赶紧跑了回来。坐在沙贝家里，我们一起想办法，可是一时半会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沙贝一反过去的活泼，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发愣。这时候，院子里有人叫他的名字，我们开门一看是袁骥、袁骢两兄弟。他们进来，就告诉我们，他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了。那边如火如荼，家里都没人管他们了，他们跑来看看我们的情况。　　
　　前一个时期，我们大雅宝从杭州搬来的几个教授都搬走了。那时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们几位都成了那个新学校的教授了。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运动还刚刚开始，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袁骥告诉我们，看来从浙江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些教授可能都得打成右派。　　
　　我们一听更紧张了，更不知道如果教授被划为右派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沙贝对我说，要不咱们去工艺美院看看那里的情况。我想：对啊，至少咱们心里也能有点底，因为大人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字的。　　
　　我说：好的，你们等等我，我回去和我妈妈说一声。　　
　　妈妈和爸爸正好都在家，他们都在默默地看书。我和妈妈说，我要出去玩了，可能不回来吃午饭了。妈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看看大字报。我妈妈说：那可不行，不能去。　　
　　我妈妈一向特别讲理，从来不会为这点小事限制我的。我就气鼓鼓地说：我就去。　　
　　没想到我爸爸把书重重地一拍，对我说：不许你去，就不要再说了！　　
　　那时候我正是初中二年级，自以为已经很独立了。也许，因为我考上了北京男四中以后，因为那时这是北京最好的一所中学，家里就对我很优待，结果我自己也有些飘飘然，差点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就说：告诉你们就是尊重你们，我要不告诉你们自己早就走了。我又不是去打架，又不是去财迷大院找宝贝，我去看看大字报关心形势，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啊？你们不让我去，那就是没有道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说完我就往外走，我爸爸不知为什么一下就气得脸都白了，大声喝道：回来！　　
　　我理都不理接着往外走。爸爸一把拽住我的领子，愤怒地大喊：你怎么这么混啊？你懂什么？就因为庞薰琴先生的女儿去看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就被说成串通情报，结果，他们都被打成了右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在斗争非常激烈，你去凑什么热闹！　　
　　我爸把我领子勒得太紧、时间太长，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从我上中学以后，他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我一肚子委屈，眼泪“哗”地开了闸就止不住了。爸爸轻轻放开我，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哭？我一咬牙，就愣给憋回去了。　　
　　妈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孩子，你不知道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不要给我们添乱了，你出去玩吧。千万不要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不要去中央美术学院。你就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们玩好了，一定要听话。　　
　　我点点头，突然明白了：这时候他们和朱丹伯伯讲的延安那个可怕的运动又要来了。我发高烧的时候见到的那个无声无息逼近的庞然大物，那个幻觉中的火车头又来了，那无边的恐惧使我渐渐清醒了。我对妈妈说：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好了。　　
　　爸爸、妈妈见我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有些诧异。爸爸有些歉意地对我说：你长大了就明白今天我为什么这样和你急，现在就不和你多说了。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我去玩了。　　
　　我跑到沙贝家里，就坦率地说：我们家不让我去，你们自己去吧。沙贝知道我们家一向对我管得很严，就说：那我和沙雷去看看，回来咱们再商量。我说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小生子急赤白脸地跑来，说：快去看，后门来了许多大学生在贴大字报呢！我们一听，二话没说就以百米短跑的速度一起冲到了后门口的小雅宝胡同。　　
　　我和你说过，我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　　
　　我一边跑一边想，可别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来给我爸爸贴大字报。跑出去一看胡同里挤满了上百名学生，他们别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还都拿着纸糊的小旗子。哦，原来他们不是冲我们院儿来的，而是冲我们的隔壁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来的。　　
　　这六十五号原来是个普通的四合院，不知道让谁给买了。然后，就来了国家的工程队把那个院子给推平了。然后工程队以很快的速度，在这里盖了一个两层的小洋楼。五十年代北京这样的工程是非常罕见的，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楼房。在我们胡同里显得特别扎眼，和其他的建筑格格不入。在我们孩子眼里，这简直就是童话里的小楼。　　
　　后来就搬来一家人，看来来头不小，谁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主人是谁。　　
　　因为有解放军站岗，看来是个将军之类的，而且他们出进都使用小汽车，还挂着深色的窗帘。因此，我们和他们邻居了几年，都没看见过那个主人。我只见过那个院儿的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有时上学、放学开门的时候可以看见她。她的穿着非常讲究，也非常干净。但是她从来不看我们一眼，也从来不和我们说话。孩子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冰雪公主，其实她就是我童话楼里的小公主，她冰雪不冰雪和我没关系，她还是我心中的公主。　　
　　掌灯的时候，我从学校参加活动回来，看到她的剪影在二楼的窗户前。初中二年级的我，对她充满好奇。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书，不知道她会唱什么歌，甚至不知道她吃什么饭。于是，她的一切继续神秘着，公主朦胧的影子继续在云雾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在胡同里刷满了大字报：《揭开反共老手黄绍雄的嘴脸》、《右派分子黄绍雄是右派学生林希翎的干爹》，等等。原来住在这里的是黄绍竑先生，大概那时候用“雄”字认识的人多，所以我们大家以为他的大名就是黄绍雄。

第五部分第二十一章 隔壁童话楼（2）
 　　　
　　黄绍竑先生原来是桂系重要人物，和白崇禧、李宗仁齐名，担任过广西省政府主席。在一九二七年，支持与参与了蒋介石清党的密谋。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部长，主管作战计划。后来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定太原一路的抗日防御作战。一九三八年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任内热情接待过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新四军部队。　　
　　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和平谈判期间，黄先生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四月随谈判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谈判。后来由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推定他回南京，劝告国民党当局接受双方代表商定的“和平协议”。　　
　　一九四九年八月，他从香港回到北京，九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国家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但是，如今这些大学生没有提任何一句他这些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而是把他当年反共的老底儿都揭了出来。另一方面，他们重点是要挖出他们的右派同学——林希翎的根子，他们认为那就是黄绍竑先生。　　
　　我们这些孩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复杂的历史，只是感到奇怪，这么反动的人物，为什么共产党给了他这么高的待遇？还要有解放军给他当警卫？真是搞不明白。　　
　　许多激动的大学生，就开始擂打六十五号的大红门。　　
　　“黄绍雄滚出来！黄绍雄滚出来！”他们愤怒地高呼，更加猛烈地擂打那大门。　　
　　这个胡同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塞满了大学生和看热闹的群众。　　
　　突然，大门上的小门轻轻的打开了，人群顿时就静了下来。一个解放军班长站了出来，学生们一时不知所措了。一个学生的头头走了上来，对那个军人说：　　
　　我们要进去把黄绍雄拉出来批判，你应该站在人民一边。　　
　　那个军人客气但是冷静地说：　　
　　他不在家，出去开会了。再说，这所房子是国家的公共财物，你们的革命热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们爱护公共财物。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所房子的安全和完整。希望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说完，就进去关上门了。　　
　　那个学生领袖冷静了一些，但是还不甘心，就对那些学生说：　　
　　同学们，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不抓到黄绍雄誓不罢休！　　
　　誓不罢休！誓不罢休！　　
　　学生们热烈地呼应。我们孩子跑来跑去，不知道今天这出戏，会是怎样的结尾。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学生们立刻兴奋无比，就潮水般地涌了过去。他们朝那个小车高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子，高呼着口号。汽车缓慢了下来，我探头一看汽车里坐的是我干爹朱老丹。我们几个孩子都认识他，就齐声大喊：你们弄错了，这不是黄绍雄，你们弄错了。　　
　　学生们一愣，我看朱丹伯伯连连对司机挥挥手，要他赶紧开走。　　
　　汽车就绝尘而去。我知道，他要司机绕道走我们大雅宝胡同宿舍的前门了。　　
　　学生们一下又泄了气，有些人都喊累了，就靠在墙根儿坐下来休息。　　
　　这时候凄厉的救护车的警笛从远处传来，一辆白色救护车急速开来，人们纷纷闪开，就连激动的学生也都傻了。救护车开到门口，军人们麻利地打开大门。救护车冲了进去，大门又迅速关上。沙贝说了声：上！　　
　　我们几个孩子调头，回到我们院儿，若干秒以后，我们都趴到房上了。　　
　　救护车就停在院子中间，几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冲进了小楼。一会儿，他们抬着担架出来了，一个老人面色苍白、人事不知地躺在担架上。我的冰雪公主，今天也苍白如纸。她抬起眼来似乎看到了我，但是，似乎没看到我，她的目光透视而过。我的脸也煞白了。一个老太太拉住她的手，静静地站在路边。整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他们家的一个年轻人匆匆跳上了车，车门一关，救护车又凄厉地叫了起来。　　
　　大门一开，救护车冲了出去。这次居然没有一个大学生去阻挡那辆救护车，他们惊愕地站在那里，看那救护车迅速地消失了。　　
　　大门没有关，那个军人再度站了出来，说：人已经自杀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大学生领袖和其他人没有再说什么，就默默收拾东西，集合队伍。周围的百姓和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有人说话。默默看他们走了，也就四散了。我们都被这个场景深深地震动了，谁都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　　
　　我回到家里，家里也静得出奇。　　
　　朱丹伯伯和爸爸、妈妈在里屋小声说话，和不久前我干爹来时候轰轰烈烈、笑声贯云的情景，简直是天上地下。我知道，这不祥的宁静，也许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爸爸、姐姐和我们五兄弟（摄于九十年代）人们说我们大雅宝是风水宝地，人们真没说错。　　
　　在这个时代大风暴中，每个人的命运真是无法预测的。　　
　　我爸爸是那个企图复刊出版的反动刊物《万象》主要参与者，还担任了召集人，并且还自己编纂了第一期的栏目，自己还写了文章，还画了画。如果要打他一个右派，材料是足够的。　　
　　但是，历史是许多必然和许多偶然的重叠，尤其是中国现代史更加不可预计。　　
　　当人们都认为，我爸爸必定是板上钉钉的右派了，连《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先生都以为我爸爸早就已经打成右派了。　　
　　突然，上级决定，要我爸爸立刻走马上任，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　　
　　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老教授，以为我爸爸一定是个官场的权术高手、老手，在复杂的斗争漩涡中推翻了江丰先生，夺取了这个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哪里知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游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故事。江丰先生自己也知道其中的复杂，毛泽东亲自点他名字要把他打成右派，这是下面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后来，一直到最后江丰先生都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而这个运动游戏，还必须要一个符合这样标准的人，来当头头。这就是必须要一个从延安来的人当领导，当时就阴错阳差，我爸爸就让人家一把从悬崖边上给拉回来，还推上了领导地位。这一切都是上级的安排。连要按照比例打多少右派，也都是上级安排的。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单位一样，右派必须要有一个百分比，于是，就有一些老师和学生被打成了右派。　　
　　从历史来看，我父亲应该对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我不知道。这要后人来评说，如果他们有了更翔实的材料，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我只知道，大雅宝是个风水宝地，一九五七年我们大雅宝这个院子，居然没有出一个右派。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彦涵先生、袁迈先生等，在我们这群大雅宝的孩子们来看，这都是由于他们搬出了我们大雅宝。他们真不应该离开这个风水宝地。　　
　　事实是所有当时还住在大雅宝的教授，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按照当时上级要求的比例数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简直是个奇迹。　　
　　那里就是风水宝地，就是一个发生童话的地方，讲述童话的地方，继续发展童话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大雅宝。　　
　　我怀念所有在大雅宝生活过的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话年华。　　
　　我甚至怀念昔日的隔壁童话楼，那个白发老人和那个童话里的公主。

作者: 张郎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