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上文提到20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极权松绑阶段——那时的台湾民主，并未比我们走得更远，只是略为人道一些，远非今日之悬殊。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了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地下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南，他也该算台南出生的“本岛人”，但他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九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他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现已在野的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绍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相当于文宣部长。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