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之十（特辑）札记

《闲话》之十题目为《精神探索》，用编者的话说，本辑是“特辑”，是献给读者的一份特殊的礼物，以感谢读者对《闲话》的支持。所谓“特辑”不是在内容，而是在篇幅。本辑所收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万言长文，甚至达数万言。从而成了一本厚重的“特辑”，在规模上，一本书的厚度相当于两本《闲话》了。

陈为人的《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一文，在将近四万字的篇幅里，详细描绘了赵树理在1949年后直到“文革”中被迫害去世的历程，作者通过对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采访，还原了赵树理最后的岁月，“最后一次批斗后，赵树理似乎已经不愿再忍受这种无端的羞辱和百般折磨，他彻底绝望了，决心早日离开这个曾经万分眷恋的世界。在医院里，他拒绝进食，对于任何人的劝说都只报以无声的闭目和摇头。病床前，他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留给老伴和儿女的遗言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

    魏邦良的《胡风的“误读”》揭示了胡风集团冤案的深层原因尤其是胡风性格和他本人的悲剧命运：胡风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胡风集团冤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领域最大的冤案。有人认为，舒芜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导致了冤狱的最终发生，晚年的舒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的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责任。尽管对冤狱的最终形成，舒芜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倘若胡风对上层的意图没有发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误读”，这场悲剧说不定可以避免，至少存在着这种可能。虽说胡风自己即使在1955年没有被打成反革命，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也一定难逃“反右”“文革”两大劫，但作为集团的冤狱也许不会发生。

梦之仪的《穆旦：一生流浪的精神探索者》，对中国现代诗坛上天才诗人穆旦一生的历程和思想做了细致的梳理，尤其是通过一些细节表现了诗人的才气和风貌，譬如：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迁徙中，诗人尽管对西南三千里的步行，只留下两首诗《出发》和《原野上走路》，而且写作时间不明。但是这三千里的步行中，穆旦的一个举动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他随身带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他从字典上撕下一页来，利用行军时间，把单词和句子念熟，到了晚上可以背诵、默写的程度，便把这页纸扔掉。到昆明时，他随身带的那本字典已经撕得差不多了。穆旦做的这件事，在西南联大师生中传开了。

张耀杰的《宋教仁与孙中山的路经歧异》一文，剖析了当年辛亥革命的主角们尤其是革命的战友们是如何从同志走向歧途的，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作为国民党主要领袖之一的宋教仁并没有给本党领袖孙中山留下任何遗言：1913年3月20日晚上，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前农林部总长宋教仁，准备在上海的沪宁火车站乘车时遭遇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去世之前，他没有给本党理事长孙中山留下任何政治遗言，而是把全部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身上。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在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早已存在着无法调和的路径歧异……

张功臣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何海鸣》一文呈现了对我们来说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上的失踪者，何海鸣对于我们是陌生的，但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何海鸣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在今天的历史书里，何海鸣们却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张功臣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出当时何海鸣和同志们的“原生态”：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何海鸣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这时的何海鸣，以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转眼之间，却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落得如丧家之犬，四处躲藏，心中自是愤愤不平，并不像个动辄拍案而起的斗士了。时人记述他在民权报馆行止：除撰社论外，即静卧一榻，终日无语。失望之余，在上海这花花世界，同道多有向声色豪华中寄情托兴的，何海鸣未能免俗，也常常跟着逛书寓、吃花酒，但他又与人不同，渐渐的竟认真起来，向一位娼门姑娘论起婚嫁了。

本辑以相当的篇幅，刊载了当年与巴金合编《收获》的靳以的书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靳以是作为文学杂志的主编者而留下其成就的，他的文学杂志编辑成就是和巴金分不开的，最后也是两人合办《收获》给中国当代文学开创了一种大型杂志。用他女儿章洁思在《寻觅父亲靳以的信》一文里的话说：

写信，在父亲靳以的日常生活中，实在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记得1954年下半年，父亲曾因不慎摔倒而致右手骨折。缠着石膏的日子，他曾让我坐在他身边教我为他代笔写信。10岁的我，就是在那时学会写信，开信封，等等。而不久，当他自己能够用左手握笔，他也曾用左手给人写过信。而老《收获》编辑部的菡子阿姨、姚奔叔叔、彭新琪姐、寒星先生，在怀念父亲的同时，都曾不约而同告诉过我，父亲为编辑部定下的几条不成文规定：对作家约稿必须由编委亲自写信或登门拜访；收到稿件后十五天内回复；如拟刊用，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为作者订正时的参考，并请赐寄亲笔签名以供制版；如须预支若干稿费，也在编辑部的服务范围之内；发表后负责寄回作者的原稿，以便编者与作者之间相互切磋和稿件由本人妥贴保存；少登或不登编委的稿子，必须登的，放在同类作品的末篇……

    现在像靳以先生这样的文学编辑还有吗？是在已经成了绝响。

胡适这个名字现在实在成了热门词，在书店里关于胡适的书可以和关于鲁迅的书有得一比了。房向东的《胡适终究是书生》仍是关于胡适的“酷评”一种，其参照仍然是鲁迅：“如果说胡适是一个纯粹的书生，百分之百的书生，不要说说服别人，似乎就难以说服我自己。读胡适书以及其他有关胡适的书，如果以鲁迅为参照，我的印象是，胡适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像薛宝钗，鲁迅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像林黛玉。胡适呼朋唤友，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是比较世故圆通的。”

本辑中还有一篇长文值得一提，这就是谢其章的《美人的残渣剩粉》。作为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杂志老版本收藏者的谢其章，近年来凭借自己丰富的旧书收藏，对现代文学和老杂志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做了很多钩沉发掘的探寻，本文是他将现代史上那些著名的老杂志上的封面人物或明星人物做了清晰地梳理，当然，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美人”。

（《闲话》之十：《探索精神》【特辑】，青岛出版社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