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陈凯歌的电影也许是期待自己能够再写一篇影评。
这种期待的转化无异是一种很抽象的移情。
中国电影在产业化的高歌猛进中,把冯氏“美学”的市场泡沫越吹越大,这种奇怪的骚动,让本来优越感不强的冯小刚已经霸气十足见谁灭谁了。私下来以为,如果拋却票房优越感生发的虚张声势,以冯小刚的自知之明,有一个人物他一定还是尊敬的,那个人就是——“凯爷”。
写《赵氏孤儿》之前,拿冯小刚来“垫底”。其实是想借此表达这样一种情绪:除却没有脱却文艺胎记和非主流阴影的贾樟柯,王小帅等人,中国主流电影的创作群体中,还能作为个体艺术家,来展开美学和艺术探讨的,也许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陈凯歌,一个是姜文。
而相比于创造力更为优渥的姜文,陈凯歌是真正的传统延续者,从这个角度上讲,陈凯歌也真可以称得上留在中国电影现实中,带有传统精神风骨的“赵氏孤儿”。
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询问我要把张艺谋的放在哪里?这样说吧,上一段文字里之所以强调“个体艺术家”这个词汇,即是因为在我的眼中,张艺谋的艺术创作个体特征,已经逐渐趋于消失,张艺谋这三个字,其实已经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用黄健翔老师的经典语录说,他已经“不是一个人”。
虽然影评界,素来把“张陈之争”作为永恒话题,但从张艺谋混乱的创作路线就可以看出,张艺谋已经强大到除了自我什么都不缺了;相比较而言,陈凯歌却在多年来保留了他的恒定和文艺气味,尽管他在创作中也必然要依赖团队,但陈氏电影美学,还是很规矩地立在了那里。
如果说张艺谋的全明星阵容来源于他的文化权力,冯小刚的全明星阵容来源于他的市场威力的话,那么陈凯歌的全明星阵容,则应该是来源于对他文化魅力的尊崇。
从《赵氏孤儿》的表演中不难看出,影片中所有的演员,都处于一种很紧的状态,连向来松弛的葛大爷,从肢体到语言,都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僵硬;片中,最出神入化的莫过于王学圻,他那种“板着”的“文艺派”浑然天成,不仅与角色结合得好,与导演的气息也是结合得最好的。惟一让我觉得他演过的地方,可能王学圻本人未必同意,就是程婴到屠府的一场戏,王学圻那一躺的驾式,虽然一点霸气出来了,但却逃离了屠岸贾这个人物本身,他的凶狠与不义,一直是被那身铠甲包裹着,松弛的一躺,好像一下子使这个人物含混了。那种表演的情态,如果放到张丰毅身上似乎更为合适,张丰毅真是那种散着头发也有霸气的演员。
全片最不上道的演员,非电视红人海清莫属,从气质到表演,海清饰演的程婴之妻牙根就是一不搭,她的眼神和气息完全游离于影片之外,有点像影片末尾在市场上摆摊卖萝卜的那个群众演员,不是一般之不对味。相比海清,范冰冰明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何平在电影《麦田》中已经让她“母仪天下”了一回,这一回最多也就是一故伎重演,所以比较精致到位,那一死的姿势非常文艺,符合陈凯歌的审美趣味。
也就是说,从表演整体上看,《赵氏孤儿》并不是一部有什么大问题的电影,它中规中矩,气息畅通,演员努力而用心。
但能不能说这是一部很让人意外的电影呢?恐怕也不能。
从视觉空间上看,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逼仄的电影,他几乎推进于一种全内景模式中,除了程勃与屠岸贾在山野中“烂漫”的一场戏外,战斗的戏大约是最大的外景戏,但依然是在林子里进行的,几无空间感。比林子小的戏,就是在府门前和院子里进行的,无论如何跑跳做动作,都使人的视觉感无法延宕开去。除视觉空间的逼仄之外,影片中散发出的人物心理也有清晰的逼仄意味,葛优饰演的程婴紧紧地控制着孩子,让他不得离开自己的视线。而且,更为让人不安的是,程婴和韩厥似乎总是窃窃私语,这种私语感,使一种情绪不自觉地散发了出来,这种情绪就是焦虑。这种焦虑使影片的题旨变得极为含混不清,加上程婴反复说培养赵氏孤儿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复仇,而是要把成年的赵氏孤儿展示在屠岸贾面上,让屠岸贾知道这孤儿是谁,程婴又是谁。
弄不懂作为核心人物,他的这样一种想法和阐述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经典以英雄平民化的方式“再生”?
从陈凯歌对《赵氏孤儿》的改编来看,他的确很想实现程婴献子的平民逻辑:把门客改成医生,不能不说是为了隔离“知恩图报”的层面;又给程婴献子涂上了一点“无奈”的逻辑,“两害面前取其轻”——在认为自己的儿子已经出城的情况下,出卖公孙杵臼。
但这种改编,并没实现本质上的平民化意义,最终归于答案的还是一场对话:屠岸贾最初之所以相信他找到了真正的赵氏孤儿,恰恰是程婴交给他的那个动作,程婴的解释则是,他之所以有那样一个动作是因为看到了公孙杵臼的死。
而支持这样一种行为的根源还是道德感召——人家公孙杵臼这么样就死了,我又怎么可以不献出自己的孩子呢?即使我不献出,也未必意味着孩子的安全呵。这也恰恰是中国士子(门客)的惯常逻辑,即所谓“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所以,对程婴而言,公孙杵臼的道德感召是无法置疑的;这种道德感召,成了他后来成义的源泉,这一点也是符合《赵氏孤儿》原著的精神内核的。
所以,我根本看不出《赵氏孤儿》往平民化改编的必要性所在,也看不出改编的合理性。
相反,我却看出了,陈凯歌在影片当中散漫着的焦虑,他就像程婴控制程勃一样地控制着的影片和人物的走向,结果又是什么呢,只是一种逼仄的氛围和焦虑的感觉。
令人不解的是,陈凯歌在经营这部影片时,为何一定要强调“经典重生,大爱永恒”这个概念,难道“平民化”是亲近世俗的唯一出路?难道“大爱永恒”可以成为讨好市场,争取票房的一个概念?
个人之见,如果要真正改编,不如就按照《哈姆雷特》的方式来,把中国士子面临的道德绝症改成一个存在问题,不让故事再纠葛于救还是不救,救了怎么办。可以完全以洋化的方式着意于复仇,借机思考一下存在与自我的问题,思考一下TO BE OR NOT TO BE,这样的改编,可能使剧情更通达,也许会对海外的市场推广能够有所帮助。
对于改编而言,要么激烈地走过一点,要么慎重的面对和阐释传统。透过《赵氏孤儿》的改编,能够分明地看出陈凯歌的尴尬,想改但还拘于传统,想传统又有现实的焦虑。这种尴尬,恰恰诱发了影片的多义——让人说不清这是一个通向何方的故事,也让人搞不懂,程婴救孤最终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就成了《赵氏孤儿》的不治之症。
电影虽然也是用来思考的,但决不是用来过度思考的,当一个导演没有彻底想清楚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动手。尽管谁都能够看到,作为主流电影导演的陈凯歌是焦虑于电影现实和自我创作的现实的。
对陈凯歌而言,他对中国电影的最好贡献,或许就应该是在人家奔向产业化的大潮时,还能坚持一个人的价值,这取决于他的坚持和努力,而不是焦虑和慌张。
当然,他也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人——他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半人,那半个人,当然是陈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