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思想价值可以作为今天中国当代新文化重建的重要资源？

答：

五四时期将传统文化大破坏，根本不承认中国思想有现代价值。直到今天，这一套思维依然成功将很大一部分现代国人洗脑，像电脑一样安装了名牌的软件系统，离此便不能思考。其实，中国传统并不缺乏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如生命尊严的理念，《易传》中说的“天之大德曰生”，《中庸》说的“万物并育不相害”，《尚书〈泰誓〉》说：“人为万物之灵”，都是说，人是最可尊贵的，生命是最可尊贵的。中国古代思想以人为中心，极为看重人的生存尊严、人的生命尊严感。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一切向着功利、向着成就、向着物质的转型时代，极易丢掉的价值，这是我们要像守住定海神针一样，要牢牢守住的古代思想资源。再如公民、精英与公共政治的理念：孟子说：“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是以如是其急也。”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中国知识人应该有社会使命感、文化道义感，而不该做精神自了汉或文化生意人。天下关怀，道义承当，应该是今天中国当代新知识人重要传统的重要资源。此外，古代中国重视心灵价值，认为人生在世总要有安身立命之精神乡土，这也正是现代思想越来越推崇的理念。区别只是，古代中国以天道、佛祖等信仰来作为精神乡土的认同形式，而现代思想则以自主、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来凝聚基本的、持续的文化认同，然而在人性向善、人心美好、人文优势的基本向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这不免被人批评，有人说上述回答与提问方式，只是用“思想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是“思想对思想的自我游戏”。其实，我们何尝不知制度、体制以及社会规范的改良，对于思想建设的巨大作用呢？但是，一则，制度、体制以及社会的良好的规范，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先后关系、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或，制度并不是思想之成立，在逻辑上的唯一条件。因而，作为思想资源的传统，如何与现代价值更好结合，仍不失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选项。其次，当今的文化思想界，这个可以结合的选项，不仅还没有成为一个共识，而且迷雾重重，歧见纷呈，因而思想的诠释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2、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哪一部分对现代的世界文化形成有效的补充？哪一部分能够为一个“道德和文化崩解”的时代的文明重建和现实出路提供新的可能？

答：

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古典文学的心灵价值，可以转引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文学中含有一些与现代性不一致的传统思想观念，并不等于对于现代社会就没有借镜意义。譬如现代思想推崇个人主义，要求冲破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伸张人的自然权利（这与陶潜式的自由不同，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划分，更多属于消极自由）。这对于人性的解放，当然具有积极正面的价值。但是，个人权利的表达，是一种“拥有”的主体哲学，甚至更可以发展为“占有”的主人哲学。“拥有”是一种外在，自我中心的主客对列关系，即容易倾向于宰制和征服客体或对象，然而西方现代思想的研究表明，征服和宰制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塑方式、意谛牢结。我们拥有或希望拥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反过来压迫我们。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Marcel）说：“我们越让自己成为‘拥有’的奴仆，就越使自己成为‘拥有’所包含的啃啮人心的焦虑之猎物。”“我们全神贯注于摊开在我们眼前小小筹码上，热切而兴奋地数了又数，算了又算，一刻也不停歇，被害怕挫折或抢购的忧虑折磨着。”（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第8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学中一直十分推重的“境界”美学，就是另一种存在的体验。“境界”以儒家的仁学和道家的道论为根源智慧，结合诗人对于世界恒有之兴发感动审美经验，将我们引领到一种很不相同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二元的僵硬对列松解开了，自我向着他者敞开，生命与生命充分交流对话。孔子论诗“人而不学《周南》《召南》，将正墙面而立”（论语），与李白“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得兴每不浅”，都是经典表达。既不是厌弃生命，走向神灵；也不是过度伸张自我，自陷于占有焦虑。中国文艺美学所具有的前现代的形上智慧，在现代性的权利观念凯歌狂进而又疲态呈露的情境下，依然不失其另一种灵性空间的想象意义。”

3、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断裂，能不能重新接续？如果能，我们首先应该做什么？如何让“断裂”和“传统”产生超越性的价值？

答：

    文化的传承，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有其自发秩序。该传下去的，永远也不担心传不下去；不该传下去的，断了也没有什么可惜。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尼克松见李光耀，李对他说，毛泽东现在搞的这一切，就像在磁砖上写字，下雨一来，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说国学，说传统，看起来是我们在说它，其实是传统借着我们的手与口，表达自己的不死的存在。你说仁爱会断么？你说中国儒家讲的良知、诚，会断了么？我想永远都断不了，人心不死，这就是国学永远不会成为绝学的理由。其实不是我们“如何”让传统“产生超越的价值”，而是传统自有其不朽永生，与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我们应该首先是敬畏传统，其次是守护传统，并不放弃从时代的需要出发，给传统以新的解读，使传统生生不息，新新不己，真正变成万古流的江河。

4、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格、民主、自由有怎样的联系？

答：

    需要写多本专著才能回答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我简单提几点：一，儒家非常重视人的主体，既讲权利主体（生、制民之产、富而后教、百姓安、），又讲道德主体（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确实涉及到民主自由的实现者、参加者、人格担当者。二，道德主体太强势，精英性太强势，毕竟，民主与人权，更多的是民生政治与世俗生命。所以，要作适当的调适与转化。三，儒家的自主自信自得，与西方的自由精神，有很多相互证明的地方，也有不少相互补充的内容。四，儒家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上，几乎完全没有作为，完全靠知识人用人格顶出去，徐复观所谓肉身担当，历史的黑暗处，血肉一片模糊。因而，这是要更多向西方现代政治好好学习的。

5、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复活古典中文的生机（诗的生活）”，该如何描述“诗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现代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答：

既有超越的心境，也有存在的感受。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宋人惠洪《冷斋夜话》有一则诗话记录了宋人的诗生活：

潘大临工于诗，贫甚。临川谢逸致书问：“近新作诗否？”大临答云：“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遂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来，遂败意。只此一句奉寄。”

诗人潘大临也并不是纯粹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也被现实生活问题所困。但是，既不屈于令人叹气的现实人生，也不流于自欺瞒骗的乌托邦世界，诗话中所表现的创作心态，又平凡又踞傲，又洒脱又执着，又超越又人间，又讽世又自嘲，诗人只肯以一句存其真心情，诗坛也许其以一句传其真生命，实在是宋人绝妙的一个诗品，中国诗生命绝妙的一个诗品。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1月15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