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与李陵、苏武故事　

汉武帝征和二年，江充构陷卫太子，太子发兵杀充，与丞相战，血流御沟，兵败后太子、皇后俱自杀。太子作乱时“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遂以“坐观成败”腰斩。此前数年，任安曾写信给史迁，责以“推贤进士”之义，刑前，史迁作《报任安书》以答。第二年，战胜太子的刘丞相也以大逆罪名腰斩于市。

任安，曾为卫青宾客，霍去病得势后，“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唯独任安不肯去”（《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也算是有操守之人。史迁于书信中，向这位临刑之人痛诉自身辛酸屈抑，“人固有一死”、“士为知己者死”、“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等名句皆出于此书。史迁因李陵案而被祸，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相救，“佴之蚕室”，为天下人笑。观《史记》，可见史迁志向高洁，对可杀不可辱之士永远抱着敬慕和同情，当是时，以口语遭祸，以残秽之躯发愤著书完成先父遗愿，虽然，“最下腐刑极矣”，虽累百世，犹然含垢。书末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阉人之恨，令人惨然动容。

李陵故事，《汉书李广苏建传》陈述甚详。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强胡，转战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降匈奴。岁余，有报“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武帝遂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答：“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辩白：“乃李绪，非我也。”，这才死心塌地投靠匈奴。单于爱才，把女儿嫁给李陵，并封为“右校王”。

李陵降匈奴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因使者参与了谋杀单于近臣的案件，整个外交使团被扣，于是有了苏武北海牧羊的故事。李陵降后，曾亲到北海游说故旧苏武，说到自己“陵始降时，忽忽如狂”，以及苏武的兄、弟均因武帝的法令无常而畏罪自杀，妻子改嫁，老母病故，已是家破人亡，“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苏武不为所动，拉出“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的大道理来。

持节牧羊十九年后，苏武终于得归大汉，官拜“典属国”，第二年，他出使前的唯一儿子就因桑弘羊案被处死，自己也丢掉了典属国这个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官职。若干年后，换了皇帝，想起这位老臣，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于是把苏武和胡妇所生的孩子接了回来。原来这位卧雪啮旃不辱使命的老臣，匈奴敬慕他的为人，在胡地的日子其实过得挺滋润的，十九年来也没闲着，还和胡妇生了混血儿，取了个很搞的名字叫“通国”，只不过回国的时候把老婆孩子都丢下不管了。

李陵为李广孙，是李广长子的遗腹子。李广与堂弟李蔡都因获罪不愿对“刀笔之吏”而自杀。李广的儿子李敢因怨恨卫青致其父抱憾而死，击伤卫青，于是被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猎杀。李敢之子在李陵投降后也下狱而死。三代为将，凋零殆尽。武帝死后，霍光、上官桀遣使来招，彼时李陵已“胡服椎发”，默然摸着椎发，良久才说：“丈夫不能再辱。”，拒绝了汉使的好意——这与苏武的忠贞恰成极鲜明的对比，一个是苦守无人之地，存荣耀归国的念想，他的念想也实现了，另一个是不能忘怀汉室的伤害，决绝湮没于蛮荒之地，宁可身败名裂，“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

李陵送苏武归国之时，与史迁作《报任安书》时一样，都是生离死别的肺腑之言。说当年降匈奴，一直想着有机会时立功赎罪报效汉庭（这和史迁对他投降动机的猜测一致），但汉室的做法实在令其寒心，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汉书司马迁传》评价史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除了对自身才学的爱惜，现今已无法考究是怎样的精神能支撑其忍辱完成巨著，又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历武、宣、昭三世才由外孙杨恽祖述宣布。而这个杨恽，后来因为一篇类似《报任安书》的牢骚文《报孙会宗书》，以大逆罪名腰斩弃市。

从史迁的“忽忽若有所亡”，到李陵的“忽忽如狂”，士子的自尊心、良知在命运无常、法令严苛中无力挣扎，除了些许的荣誉感，似乎再找不到有力的精神资源为奥援。殷人尚鬼，周礼经孔子革新，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回到人间，于是只有求仁得仁一念可用，而世事往往不能如意，非常状态下对士子的精神拷问便无比严酷，他们遇上无数的暴君昏君，却没有一个可以救渡的上帝。苏武将苦守寒窟与忠义报国混为一体，不管他一心所归的大汉是怎样残虐的政权，最终他安享麒麟阁上画像的至高荣誉。而决绝不归终老漠北的李陵，只留下怆然远去的背影——他在亲情和忠义间选择了亲情，在自由和荣誉间选择了自由，在人格和报国间，最终背负着叛徒的名号，承受着永远的乡愁和灵魂的不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人格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