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偶然翻到了电脑里几个旧文档，是当时几篇应景的文字，后来没有用到，自己也忘了——毕竟大多是抄来的，忘得快。

想想可供网友们一乐，就发在这儿吧！

茶文化漫谈——茶 史

黄帝开创了饮茶？

按照《神农本草》，以及《茶经》的说法，茶叶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黄帝发现的。据说是他老人家尝遍了七十二种毒草，差点是送了命，最后采摘了几片茶叶嚼下肚去，那毒就都解了。于是他老人家就记录下来：这种树叶有奇效，可以解毒、提神、解渴、治病。

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茶叶就是和中华民族同生同长的饮品了。

不过历史传说中归到黄帝头上的发明实在太多，真可说他老人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发明家了。

饮用之类的习惯不大可能是由某人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即使到了近代比如抽烟这样的习惯也没有办法归结到一个发明者身上去的。应该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某一个族群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以及饮用的价值，并逐渐推广到全国，成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饮茶起源于今天的四川地区

现在看到的史籍中最早记载的饮茶习惯，是2000多年前的巴蜀之地——就是现在四川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

西汉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他是正宗的“蜀郡成都人”，在他写的一本启蒙习字教材《凡将》里，列举了当时一些中草药名称。这本书现在早就找不到了，据唐朝陆羽写的《茶经》引用，其中有“荈诧”（chuan cha）即为茶叶。司马相如的这一记载有极重要的意义，它说明了早在2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发现茶叶大药用价值并将之作为中草药临床应用了。

另外一个从巴蜀之地出身的文学家王褒（王褒字子渊，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他的生卒年失载）在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僮约》（与奴隶的一个约定），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之类的内容，一般都认为"买茶"之"茶"为茶，而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可见茶树原产在四川，饮茶的习惯也是从四川开始的。

大概因为这两个资料，清代的历史学家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顾炎武认为饮茶始于战国时代也只是推测，并无直接的证据。 先秦饮茶，不是源于传说，就是间接推测，并无可靠材料来证明。 　

少了一横就变成了好饮品

非常奇怪的是，这样一种好的饮品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汉字里居然没有专门的字来表示它。

汉字很早就有一个“荼”字，是指苦菜，《诗经》里的《邶风·谷风》里记载的一首被遗弃的原配妻子的歌谣：“谁谓荼苦，甘之如荠”。说的是原配夫妻共同生活“夫妻恩爱苦作甜”的感觉。可见当时都是把这个“荼”作为“苦”的象征的。后来这个字经常和一些不好的字连在一起表示苦难。比如“荼毒”（《诗·大雅·桑柔》“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荼炭”（或写作涂炭），“荼棘”，“荼酷”，“荼蓼”（蓼为辛辣的野草）。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是大约在战国末秦朝时期编成的《尔雅》。书名中的“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这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项。在这部工具书里，就没有专门的“茶”字。但是却有一个“槚”字，解释说，这是一种“苦荼”。

我们从字形上看，荼字是草头部首的，苦菜就是一种草本的野菜。可是大家都知道茶树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和这个“荼”应该是两家。显然这是因为写这个词典的人知道有那么一种可以食用/药用的木本植物，味道也有点苦，所以只好用草本的“荼”来说明这种木本植物的可食用性。这样使用比较勉强，所以后来公元1世纪时出的中国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里又把这个字解释为一种大树，“槚，楸也。”——就是优良的木材“梓”树，和饮用、食用完全没有了关系。

司马相如的“荈诧”（chuan cha）记录的是一个双音节，这应该是当时巴蜀地方对茶叶的称呼。我们的汉字是从象形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不是直接记录读音的，司马相如这个办法对于听不懂巴蜀方言的人来说，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逐渐就专门用前面的那个“荈”字来表示茶。这最明确的例子，是一个三国的时候东吴的故事。

孙皓当了皇帝后，喜欢和群臣一起喝酒，终日不散，规定每个大臣必须要喝下去七升老酒，有喝不了的，就命令侍卫把酒灌下去，非把人灌醉了不可。有一个叫韦曜的（实际上名字叫韦昭，因为写三国志的陈寿是晋朝的大臣，要为司马昭避讳，所以把这个东吴大臣的名字给改了），是个三朝元老，文人，酒量才二升。起初孙皓挺尊重这位担任编写《吴书》的文臣，就暗中“密赐荼荈以代酒”，荼荈代酒，荈应是茶饮料。不过后来这位好酒的皇帝就不耐烦这位时常要劝谏他几句的文臣了，不再给他这个待遇，最后就把这70多岁的老头抓到监狱里关起来。韦昭还想给皇帝讲讲道理，从监狱里写个申诉书，说是自己确实有罪，可是自己的《吴书》还没有写完，希望皇帝能够像汉武帝饶了司马迁一命那样，允许自己把这本记载东吴的历史书写完。可惜这位皇帝根本就不想什么名垂青史，索性就把这位过去以茶代酒的文臣给杀了。

韦昭是“吴人“，就是现在苏南一带的人，东吴的都城是在现在的南京，可见当时音叉的风气已经从长江头传播到长江尾了。

后来又往往使用“茗”来表示茶。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草木的嫩芽，那么采摘这种可以食用、药用树叶的嫩芽也是可以用这个字的。西晋人张华注《神异记》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专门要进入深山去采摘这种“茗”，肯定不会是常见的树叶嫩芽，应该是专门的一种树叶，就应该是专门指茶叶了。而且发现，今天的浙江一带也开始采摘、饮用茶叶了。另外一个东晋人郭璞，在对《尔雅》“槚，苦茶”这段进行注解时，也明确说：“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茶。”唐前饮茶往往是生煮羹饮，因此，年初正、二月采的是上年生的老叶，三、四月采的才是当年的新茶，所以晚采的反面是“茗”。以茗专指茶芽，当在汉晋之时。茗由专指茶芽进一步又泛指茶，沿用至尽。

不过记录声音还是最方便的。民间普遍传用的是cha这个音，后来三国时曹魏张揖所著文字训诂书《埤苍》里造了一个字“搽”，来表示这个音。其他人写的书就要专门说明。隋朝时陆德明写的《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下·释木第十四》解释“荼”，有两个读音，一个是“音徒”；另一个可以写成“搽”，音则为擦，专门是指“蜀人以作饮”的那个树叶，就是“茗之类”的。这样就把音和字统一。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把那个不通的“手”的部首拿掉，说明“荼”也读“茶”音。

进一步出现既改形又改音的“茶”，“茶”字由“荼“字减去一画，它比“荼“书写简单，这样的字是“俗字”是民间先用的，最后唐朝的陆羽写《茶经》注云：“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茶经》原注者认为“茶”字首见《开元文字音义》。《开元文字音义》系唐玄宗李隆基御撰的一部分，已失传。尽管《广韵》、《开元文字音义》收有“茶”字，但在正式场合，仍用“搽”(音茶)。初唐苏恭等撰的《唐本草》和盛唐陈藏器撰《本草拾遗》，都用“搽”而未用“茶”。直到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字才逐渐流传开来。

顾炎武考证这个字实际上是到了唐朝才开始普遍使用的。这种好饮品在它流行了7、800年后才终于有了自己专门的字。

先南后北的流行

两汉时期，茶作为四川的特产，沿水路顺长江而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西汉直到三国时期，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品，饮茶限于王公朝士，民间可能很少饮茶。 　

　　西晋刘琨在今天山西一带担任将领，给侄子刘演写信，说“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可信致之”，请求侄子给他捎来真正的好茶叶，这位侄子当时正担任“南州”刺史（今天江南一带的泛称）。

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说，有个叫陆纳为吴兴太守，非常清廉。东晋的望族人物、卫将军谢安去拜访他，到了他家，“所设唯茶果而已”。拿出来招待的只有几个果子、茶水而已。晋左思《娇女诗》有："止为茶荈剧，吹嘘对鼎砺"。南朝宋刘义庆《世语新说·轻诋第二十六》记："褚太傅初渡江。……刺左右多与茗汁"。又《纰漏第三十四》载："任问人云，此为茶为茗。"两晋时期，江南一带，"做席竟下饮"，文人士大夫间流行饮茶，民间亦有饮茶。

最著名的南方饮茶习惯，是北魏杨衡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记载的王肃的故事。王肃原来是南朝的大臣，后来投奔到北魏。他不习惯吃羊肉，更不习惯喝“酪浆”（酸奶）。仍然保留南方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鲫鱼羹，口渴了就“饮茗汁”。据说他一次要喝一斗茶水，北方人见了觉得不可思议，就给他起了外号，叫做“漏卮”（卮是古代的盛酒的器具，意思就说他是个不见底的水桶）。有一次朝廷开宴会，北魏的孝文皇帝也拿他开玩笑，问他“你觉得羊肉味道和鱼羹相比如何？酪浆和茶水的味道相比如何？”王肃说：“羊者为陆产之最，鱼者为水族之长，都是好东西，只是个人的口味不同，羊就好比是齐、鲁那样的大国，鱼是邾、吕那样的小国。可是茶是绝不能做酪浆之奴的。”北魏的君臣听了大乐，从此就开玩笑的把茶叫做“酪奴”。也有的北方人羡慕饮茶的，有个叫刘镐的大臣，就专门来向王肃学习怎么煮茶、怎么饮茶。洛阳的饮茶风气就慢慢的传播开来了。

从寻找到栽种

南北朝对峙的同时，茶叶的饮用习惯却是打破了南北的政治界限，逐步在流行。与此相应，茶叶树种的发现与栽种也在推广之中。

人们先是在和四川地貌相近的山区中寻找野生茶树，再进一步，就是逐渐移栽茶树。根据唐朝陆羽《茶经》一书的记载，当时茶叶的产区主要都是分布在和四川地貌相近的丘陵山区，他在书中都特意指明“山谷”，使用的都是“生”，表明当时还是以野生茶树为主要来源。比如他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峡州（今天的湖北宜昌附近三峡出口一带）茶叶最好，襄州（今湖北襄阳一带）、荆州（今湖北松滋至石首之间的长江流域）次之，衡州（今湖南衡山、茶陵一带）一般，而今陕南汉水流域的金州、梁州茶最差。 淮南大别山区至长江沿岸的山谷产茶，以光州（今光山县）为上、舒州（今湖北太湖、潜山等县）为中等，寿州（今霍山县）较差，而蕲州（今湖北黄梅）、黄州（今湖北麻城）最差。浙西的湖州茶最好，安吉、武康茶中等，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等都是差的——这是现在最重要的茶叶产区。苏南的润州（今镇江）、苏州是最差的。

他记载主要的产茶区是在今天的四川地区、当时的剑南、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其他在今天的贵州地区、江西、福建、广东也有零星产地。

茶叶发家的“瞿塘贾”

饮茶的风俗到了唐朝，大为兴盛。中唐时期人封演写《封氏闻见记》，专门写一条关于“饮茶”的：说饮茶原来是南方人的习俗，北方人并不多饮。后来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个和尚推广佛教的禅宗，要求和尚们坐禅（打坐），“务于不寐，又不夕食”，不许打瞌睡、又不准吃晚饭，但是可以饮茶提神。于是“人自怀挟，到处煮饮”。民间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整个中原地区都开始流行饮茶“茶道大行”，还向塞外流传“流于塞外”。封演认为禅宗促进了北方饮茶的形成，这个说法可能是太武断，不过至少说明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穷日竞夜"。

敦煌发现的约唐末五代时人王敷所撰的《茶酒论》，以茶和酒争论谁是最好的饮品来展开文字，非常有意思。里面说“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动万动，诸佛相钦。”可见当时茶也是佛教的重要饮品。

有了广大的市场，茶叶贸易也兴盛一时。茶叶是一种很好的商品：单位价值高，便于长途贩运。当时茶叶的主要产地仍然集中在今天的四川地区，商人大多到巴蜀之地批发茶叶，经由长江三峡运销到下游地区，再经长江的支流比如汉江、赣江，以及大运河转运到全国各地。茶叶商人成为暴发户商人的典型。比如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就是描写一个嫁给了茶商的前京师长安歌女的别离之怨：“商人重利轻别离，昨日浮梁买茶去。”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浔阳江头”，就是现在的九江，是当时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考证，认为李白之所以能够纵横天下，游遍全国，主要就是他那做茶叶生意的家族的资助。从今天四川之地运茶出来，要经过著名的瞿塘峡，所以茶叶商人别称也是“瞿塘贾”。李益的诗篇：“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茶叶商人妻子的离别怨情居然成了诗人们的一个描写专题。王敷所撰的《茶酒论》也说茶叶贸易的兴盛：“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流顶，其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人，商客来求，舡车塞绍。”说茶叶商人“我三十成名，束带巾栉，蓦海其江，来朝今室，将到市铺，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言下便得富饶，不在明朝后日”。

茶叶成为朝廷的生财之道

茶叶贸易如此兴盛，朝廷未免也要来分享利润。安史之乱后，唐朝一下子从“盛世”跌到了“乱世”，朝廷财政极其困难。唐德宗建中三年（783年），朝廷在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下，正式开征“茶税”。这个税种到了10年后全面实施，全国凡是茶叶出产地的交通要道都设立税卡，见茶叶就收1/10的税，全年的定额是40万缗——和原来的盐税相当。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现在茶叶的税收和盐相当，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茶叶消费的普及。

单是收点税仍然不能满足朝廷的财政需求，唐朝大臣们开始策划“榷茶”——就是实行政府专卖制度，把茶叶的生产、批发都由政府包下来，由政府来垄断茶叶贸易的利润。这个想法在835年正式实施，宰相王涯下令设立专门的“榷茶使”，在每个产茶区都划出一块地方设为“官场”，所有的茶树都要移栽到这个“官场”里去种，在这个官场里采摘茶叶。敢于违抗的，烧毁茶树以及积存的茶叶。所有商人必须到“官场”来向“榷茶使”批发茶叶，运销到各地。人们都说“人挪活、树挪死”，设计这个茶叶专卖法的人简直没有一点常识。人们批评这个法律是“有同儿戏，不近人情”，引起民间的激烈反抗，“天下大怨”。不到一年，这个宰相王涯就在朝官与太争权夺利的“甘露之变”中被太监杀死，他的尸体被拖到市场上示众，商人们对着他的尸体又骂又唾，还用石块瓦片把他的尸体砸了稀巴烂。

茶叶变成吃人的“大虫”

到了宋朝，饮茶已经是最为普及、最具家常色彩的风俗。无论城乡居民都饮茶为乐。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茶叶成为中国农业经济社会中难得的大宗日用品，朝廷就企图控制这个日用品的贸易来谋取利益。两宋都实行茶叶专卖，所谓“天下茶皆禁”，必须得到政府的特许才可以栽种和经销。基本的制度是在产茶区将茶农划为专门的“园户”，所有生产的茶叶都由政府征购。划定专门的交易区域“合同场”。茶叶商人向朝廷缴纳专门的费用后获得特许买卖茶叶的证明“茶引”，到指定的茶区“合同场”向政府批发茶叶。官茶都装在“篰笼”（竹编的器具），贴上封条，由商人运往指定的地区销售。茶农私自和商人交易的、商人私自运销茶叶的、超过“茶引”的限定数额的，都是“私茶罪”，都要处重刑。因此茶农、茶商都痛恨这个制度，把装官茶的“篰笼”叫做“大虫”（老虎）。可是朝廷却从茶叶的专卖中获取了丰厚的财政收入，是主要的财政支柱。

以后的元朝、明朝都沿袭了宋朝的制度，继续实行茶叶的专卖。

作为“战略物资”的茶叶

茶叶在唐代扩散到北方游牧民族，很快成为游牧民族重要的饮品。茶叶也就成为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重要贸易内容。而汉族朝廷就把茶叶当作“战略物资”，尽量控制茶叶输出到游牧民族地区。

比如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和宋朝南北对峙，双方签定了一系列的和约，都规定南宋必须每年向金朝提供“岁币”，白银20万两、绢帛20万匹。可是南宋利用在边境地区设立的交易市场“榷场”，向金朝地区的商人交易茶叶及丝织品，据说每年得到的利润合100万两银子。金朝在这个不对等的贸易战中觉得很吃亏，曾经多次在黄河流域地区推广种植茶树，却一直不成功。金世宗还曾经下令限制境内的茶叶消费，甚至曾规定只有七品（县级）以上官员才可以饮茶。

后来明朝也采用控制与北方地区的茶叶贸易办法，由官府垄断北方地区的茶叶批发销售，在由官府指定的交易地点使用官茶和游牧民族交换马匹，号称“茶马互市”。普通的茶叶40斤可以换一匹上等马，下等马只要20斤茶叶就够了。开始时双方都能得利，可后来贪官污吏从中作祟，克扣茶叶，刁难客商，导致贸易日见衰落。

清代没有实行普遍的茶叶专卖制度，不过在西北地区仍然开展“茶斤中马”的垄断茶马贸易的制度。在海外贸易的管制中，也认为茶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加以严格的控制。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曾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英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因此在粤海关则例中对于出口茶叶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每年出口不得超过50万担，而且为了防止走私出口，规定内地茶商只能走陆路将茶叶运往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