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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三联本新版前记 舒芜 发表于 2006-7-6 8:04:58
先父方孝岳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七十二年之间三次问世：第一次，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第二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三联书店重印；现在二○○六年第三次，三联本又要出新版。第一次与第二次相距五十二年，第二次与第三次相距二十年，这七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此书是在学术名著之列。 先父一九七三年逝世，还是风雨如晦之时，这部著作他自己早已没有存本，他断没有想到身后三十多年间，此书还会一再问世。他著此书时三十六岁，我将此书交付三联书店重印时六十三岁，也没有想到能够活到八十四岁，及见三联本又出新版。 我十二岁初读此书，刚进初中。此书就成为我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读了此书，我才有了一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概轮廓，把原有一些零散知识框起来，后来增益的大体仍然在这个框架之内。故友诗人陈迩冬先生曾说，他年轻时泛览所及，最受益的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他有诗云：：“文学批评史，先生早启予。服膺卅载久，胜读十年书。”（《追诔方孝岳先生并题其<桾櫏集>遗稿》二律第二首）可见此书对于他也起了入门引导和终身受益的作用。 我青少年时期，先后读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都得之于偶然，都成了我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它们都不过十来万字乃至几万字的小书，连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可以证明并不一定要大部头的著作才能够入学术名著之列，而学术名著可以同时是入门书。这似乎颇值得今天的学人深思。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容要点，我在三联本的《重印缘起》里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说的是，全书力求客观推阐各派各家批评理论的意蕴，但作者自己自有一定审美趋向，最突出的表现是第二十六节《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晏殊不是文学批评家，其关于富贵风趣之论，并不见于他自己的文字，只见于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和欧阳修的《归田录》各一条笔记的转述，加起来不过二百多字，别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面不会提到，《中国文学批评》乃为之设立专节，写了一千五百字来讨论。为什么这样重视呢？就因为晏殊看不起那些写富贵只会堆金砌玉的恶俗诗句，如李庆孙《富贵曲》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之类，认为“此乃乞儿像，未尝谙富贵者”。晏殊自己有 “楼台侧畔扬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诗句，他很自诩善言富贵气象，自赞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中国文学批评》更加赞美道：“晏殊自己那几句诗，能超然物外，自然有一种清华高贵的样子，绝不是穷苦怨叹的胸怀所能发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富贵之音。”值得注意的是，晏殊谈的本来是怎样写富贵诗的问题，并不是写富贵还是写穷苦的问题。他主张以清华高贵的胸怀来写富贵，不要以“乞儿像”来写富贵。他鄙弃的“乞儿像”，专指以艳羡或炫耀的胸怀对待富贵之像，并不包括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之像。如果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也许是仇视，是嫉妒，是故作清高，贫贱骄人，这些都可能为晏殊所不喜，但并不包括在他所鄙弃的“乞儿像”富贵诗之内。他说“穷儿家”没有他的诗句中写出的富贵“景致”，一是现在还穷之家，二是暴发户而未脱穷儿心态之家，所着重的“景致”就是“气象”。现在还穷之家自然无此“景致”，暴发户领略不到“景致”的“气象”，有等于无。至于真正穷苦者可不可以写“穷苦怨叹”之诗，该怎样写，他没有明显说到；真正穷苦者对待富贵，如果视若无睹，安贫乐道，是否值得赞美，他更没有说到。《中国文学批评》乃加以推阐，把晏殊之论的对立面推广到一切“穷苦怨叹胸怀”的诗，指责郊寒岛瘦之诗“刻画穷况，未免太过”，这就突出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了。此外，如论司空图，强调他“以盛唐为宗，不数中晚唐”：论西崑家，强调其“寓意深妙，清峭感伧”；论江西派，强调其“流转如弹丸”的“活法”：都别具眼目，不同一般，贯穿其中的都是他自己宗尚“和平富贵”“清华高贵”的审美趋向。 一九六二年，我曾做了夏夜纳凉一律云： 止水禅心上下潮，碧天凉梦共迢遥。 寄给父亲请教。他回信指出我这首诗做到了“回肠荡气”，但还是中晚唐境界，希望我能够“回中晚而为初盛”。我立刻想起他论晏殊的富贵风趣，可见他的审美趋向仍然保持如故。 父亲平生作诗从不存稿，我细想我所知道的，有没有能体现他自己这个审美趋向的呢？却不容易找到。就拿他晚年最见功力的两首来看—— 五十自壽 一九四六年 爲惜流光重此辰，高秋黄菊一時新。 已经是无边风雨中的孤啸，不怎么清华高贵。 六十自壽 一九五六年 西風又作撼窗鳴，尚着殘蟬向晚晴。 撼窗西风之中，一只残蝉断续嘶鸣，更是凄厉之声。末了竟要在“山阳邻笛”声中倾杯放怀，简直是黑色幽默，哪里有一点自寿的欢乐？到了应该七十自寿的一九六六年农历九月，文化大革命“横扫”之下，一只残蝉的嘶鸣也不可能了。 看来，谈文学批评而自己坚持一个审美趋向，是一回事；自己写作实践能不能体现自己的审美趋向，又是一回事。前者决定于主体，后者决定于时代。哪个力量更大？难言之矣。此书第三次问世，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会不会与今天举国主流正在高唱的某种声音有巧合之处呢？善读者当自有别择，而且不忘时代的制约终究是难于逾越的。 《中国文学批评》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时，是刘麟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八种（后改名《中国文学八论》）之一。同此一套书中还有先父的《中国散文概论》一种，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三联书店重印《中国文学批评》时没有找到，没有同时重印。现在找到了，故同时印出。《中国散文概论》部头很小，新义不少，例如把中国散文分属儒家之文、名家之文、纵横家之文等等，作了系统阐发，就颇有独创性。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 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舒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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