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韦伯论大学出版之际》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编译的《韦伯论大学》（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University Chigac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3）收集了马克斯·韦伯自身参与的贝恩哈德事件、米歇尔斯事件争论、在第一、二、四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言论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和《以学术为志业》两篇文章中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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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孙传钊

　　摘要：本文重温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卡理斯马”的理论，通过19世纪德国大学被国家理性强化的历史，论述洪堡大学改革的教训。

　　关键词：改革；大学；洪堡；卡里斯马；教训

作者：孙传钊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教育史的著述，都要提到“洪堡是近代德国大学改革之父”，是他开创了新型的研究班教育方式，强调国家不要干预教育，提倡不是为了面包的、追求整体性的知识、完善个人的人格的大学教育，等等——所谓“洪堡大学教育理念”。2001年德国学者派莱兹恰克（Sylvia  Paletschek）通过文献考证，提出骇人听闻的观点：所谓“洪堡大学教育理念”，即今天成为定论的所谓洪堡是当年大学改革领袖等的说法，只不过是1910年纪念柏林大学创立100周年时候，后人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派莱兹恰克通过文献调查，发现洪堡的著作，在整个19世纪百年中鲜为人知，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大学论述的文章“柏林高等教育机构的内在与外部结构”，在整个19世纪处于冬眠状态，无人问津，到1903年才为盖普哈特（Bruno Gebhardt）在柏林科学院档案中发现（该文的片段被他收入1896年出版的《洪堡传》中），而且还是一篇未完成的草稿，据推测，该文章写于1809年至1810年间。所谓“洪堡大学教育理念”、“柏林大学模式”等概念，在19世纪的各种著作和文章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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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枕头边的书（每天am3：00左右醒来读一会儿再睡的习惯，基本每周图书馆还了，都要换一批）列奥·斯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在上海买的，其余都是借来得日文书）。

     这里书名已翻译成中文：

1，年轻一代日本女学人撰写的新书，《复苏了的利维坦》，将霍布斯与阿伦特、列奥斯特劳斯、内格里等人的反现代之间的著述之间联系和比较，深入浅出，很好！系东大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工作好几年后才完成；

2，青年一代巨著《正义战争于内战〉不是从法政角度，而是分析施密特的国际秩序思想为何在战后，特别911后受极右和极左两派欢迎，很厚很厚大约折合汉语350页篇幅的东大博士论文，很好！不是刘瑜所说的、我国那几位老是发问“今天你施密特了没有”的大师的泛泛而谈批判美帝的著作。

卢梭及其著述不仅对人类思想、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引起后人长期围绕对其褒贬展开激烈的争论。比如，卢梭的学说内在是否存在着矛盾，特别是他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著作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卢梭的思想与法国革命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暴力盛行以及爆发的诸多暴力革命是否有着直接的联系？卢梭作品真是一种文学倾向的小说？等等。最近20年中我国学者也曾围绕其的“公意”的内涵及其历史影响也展开过讨论。

彼得·盖伊（Peter J Gay）编的卡西勒（Ernst Cassirer）所著《卢梭问题》中译本（The Question of Jean-Jacques Rousseau，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为关心卢梭研究的中国读者提供关于这些论争欧美学者先行研究的线索。除了卡西勒书中的援引之外，盖伊1954年为《卢梭问题》英译本写的“导言”和1988年追写的“跋”都介绍了欧美相关的最主要研究文献。另外，该书的附录《让—雅克·卢梭著作的统一性》（1932年卡西勒在法国哲学学会的演讲）中所记录的当时法国学者们的种种见解也是今天我们了解不同观点可以利用的线索。

最近几年，据说日本各种书籍的中译本在国内销路不错，所以，今年春天不少日本小说中文版相继问世，形成一个热点。顺着这个出版潮流，前不久，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g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三辉图书出版公司策划下，该书以取得翻译版权后的新的中文版面孔，27年后再度在我国书店里出现（它1982年由新华出版社初版），依然赢得不少读者。这反映出四分之一世纪后的我国的日本研究没有长足进步。如果日本研究有很大进步的话，该书早应为更多读书人熟识，早就重印或再。而且日本研究很大进步，我们的出版界也会推出更多的我国学者、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相关论题的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主要叙述的是美、日之间的战争史，只有少数谈到美、日两国为在中国利益冲突如何日益加剧时，从背景叙述到日中关系和抗日战争概貌。尽管如此，中国读者还是可以从这种“大历史”的叙述中，读到不少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未曾提及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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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教育的权威学者胡建华教授的《思想的力量：影响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改革的大学理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第25卷第4期）中，只是罗列了康德、谢林、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和洪堡每人各一篇论述大学改革的文章来论证他们的大学理念，只正面叙述他们思想的积极力量，完全不涉及构成他们各人思想的整体其他著述，所以很难说该论文全面、准确显示出这些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家个体与群体的思想力量真正的历史所在。

——读《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提尔曼·阿勒特著，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是一本篇幅很短的小书，但是，我想这位德国社会学学者的论题，中国读者不会感到陌生，也会产生继续讨论的兴趣。

我是读了高山杉的《〈忆往叙实〉的“实”与“不实”》（《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后，出于好奇，才读李幼蒸的《忆往叙实》（重庆出版社，2009）的。就我个人好恶而言，我是很喜欢这本书的，即使作者的回忆有所“不实”，但是该书大胆言及的不少学人往事却是鲜为人知，与我耳目一新。

孙传钊

本来随着埃马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的学术成熟、著作等身、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政治讨论、在法国和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今天中国学者理应熟悉或了解他的学术著作和时论。尽管2003年，旅法学者陈彦在《从美国威胁论到美国崩溃论》一文中，不仅介绍过托德《帝国以后》（Après L’Empire,2002）及该书中预言美国已经走向衰弱的结论，也略微言及托德以往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继承了法国知识分子传统，托德也曾明确告诉世人，人文学者应该干预现实政治，抨击现实生活中的邪恶是知识分子责任。托德在众多“时论”中，对国际现实政治、政治界的批判时，反美也直截了当、口无遮拦，照理应该得到中国读书人的欢迎，特别“左派”知识分子欢迎（中国读书人，对学理性、学术性的文字不感兴趣，与拉丁族读书人一样，热衷于撰写议政的时论，也容易提高知名度，引起马太效应）。但是，六年后的今天，遗憾得很，埃马纽尔·托德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也许因为托德的学术和时论都不合中国学人胃口，人们懒得提起他；也许因为读过他主要学术著作的中国读者依然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