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用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政论家都更为光耀和锋利。

——（德）费·梅林《马克思传》

青春期，他们没能把我培养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最好的机会），现在回头想，他们是很不称职、很不负责的。我说的他们，是教马列课的老师。我的专业是政治思想教育，按说，培养初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其首要任务。或许，他们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混饭吃罢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学生成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并不着急，很无所谓的样子，这太不像一个传教士了。

其实，他们完全有机会让我这样的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正值激情飞扬、心性热辣的季节，趁一个人精神发育旺盛、饭量大的年龄，哪怕只做一个短期的、初级的信徒（当然，我最终不会成为任何政治信徒，而只会成为生命信徒、自然信徒或艺术信徒）。何以这么说呢？

我生性是个抗拒权威的人，无限自由，乃我崇尚和迷恋的东西。青春期排斥马克思，并非我读懂了老人家，而是因为他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光线，他太权威了，是参天树冠，是太阳神。数年后，一记偶然，当我如痴如醉读完一组文摘片断时，大惊失色，作者竟是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竟如此绝对和彻底地鼓吹自由！我心中的自由！

“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天哪，马克思竟说过这样的话！真是震聋发聩！大学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是故意不告诉还是漏掉了？他们觉得这些青春论调在其巨著里微不足道？

我想，仅凭这样几段话，年少的我即会恭恭敬敬向作者鞠躬，即会无比地喜欢上他，甘愿做其门徒，做一个学马著积极分子。你听，说得多好，多么激情澎湃、富有诗意——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支黑色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实在出乎意料。如此纯粹地吹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绝口不提“真理权威”和“统一思想”，若隐去署名，我以为是某个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家伙写的呢，比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托派”或“资修”分子等。

奇怪啊，当年怎么就没人向我大声朗读它们呢？这可是马克思的政论处女作啊，是他向全世界吹响的第一波号角啊！而且在《马恩全集》里，它们联袂占据了开篇位置，一个排卷首，一个排第三，写作日期也仅隔两月。它们太该成为我的开学第一课了！这样的课堂，怎么会有人磕睡呢？除非是一头猪。所以，我觉得我的马列教师很失败，很失职，他们有意无意屏蔽了马克思最好的东西，最有号召力和让人信服的东西。是失明还是选择性失明？我不解。

两文分别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皆诞生于1842年春。那一年，马克思才24岁。

事情如下——

早在1819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过一个书报检查令，声称“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其中道：“对政府的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为了对二者加以区别，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鉴别能力。与此相适应，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且必需的。”
　　新法令的颁布，让不少人油生错觉。《莱茵报》刊文道：“新的书报检查令使我们充满了巨大的快乐，也充满了新的勇气和信心；虽然我们还没有获得出版自由，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如果得到正确理解和运用，将对政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

24岁的马克思，洞穿了新法的虚伪，奋笔疾书，于1842年2月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政治檄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接着，他又就此话题续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言论自由，是马克思的第一声呐喊，也代表了这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第一个诉求。6年后，这种自由理念被他带入了《共产党宣言》，在那个影响力仅次于《圣经》、将改变世俗社会进程的小册子里，他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认为他说过的最闪光和浪漫的话。鉴于此，我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动辄把“自由”和“个人”视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做法（比如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感到费解。按说，马克思大脑中的“自由”成分和含量比谁都多，尤其“绝对自由”的浓度，甚至超过了约翰·弥尔顿、洛克等前辈启蒙者。那些自称马克思弟子的人和红色革命者为何视而不见呢？是没有读过还是不以为然？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不具任何合法性和道德可靠性——

“法官和书报检查官的差别多大呵！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检查官表现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出版物的一定过失，而在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出版物的精神……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还捏造罪行。”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与此相反，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以表面的世界观来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斗争，它只具有否定的性质。”

“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马克思给处女作小心翼翼注上标题：《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然后寄给了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不出所料，它遭到了书报检查官的拦截。为突破封锁，翌年，卢格在瑞士出版《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该文被收入第一卷。

24岁的马克思，在处女作的结尾感慨：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把你的所想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是的，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可就是这种心口一致的幸福，在后来的岁月和国际共运史上，却蒙受了双重剥夺：除了专制政府一如既往的围剿，又遇上了阵营内部的团结性封杀。尤其“十月革命”后的红色威权，尤其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那些声称最嫡系、最合身地继承了马克思衣钵的人，在新闻和表达自由方面，公然操起了被导师诅咒的剪刀和锁具……早在此之前，晚年的恩格斯就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予以斥责，他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在给拉法格的一封信中他说：“所有这些先生都在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可以说，马、恩的自由基因，在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为旗号的政治实践中——从西欧到俄国和中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布尔什维克，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是渐次保守、逐代弱化、层层减量乃至走向反面的过程。这个轨迹，若刻薄一点，确可称之从“龙种”到“跳蚤”。这记转身，多位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之瞬间。

法国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说：“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所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真诚。”

晚年的陈独秀也意识到了这点，在最后几封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把衡量民主的关键定位于有无“反对党之自由”。

马克思的精神航线是从“自由”起锚的，《共产党宣言》更把“自由”许诺到了极致。马恩学说能有那么大的世俗号召力，应归功于“自由”“正义”“公平”“保障”“解放”这些核心词，尤其“自由”之说，不仅对社会底层和劳工有用，更对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有着大魅惑、大激励。

遗憾的是，很多时候，马恩的原著精神在它的信仰属国并未被忠实地传播和诠释，它时时、处处被误解和漏读，被各路诸侯随意剪裁、篡改，被许配给了五花八门的“国情”“特色”。最终，它成了各取所需的兵器库：镰刀、斧头、棍棒、胡萝卜、糖衣……一应俱全。

或许，马克思预感到了自己将作为历史资源被未来政治争夺和利用的危机，去世前他不止一次地抱怨：“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这个事实，从未有人告诉我。我也错过了崇拜马克思的机会。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一个憎恶和警惕个人崇拜的人，一个拒绝政治神话和威权的人，本身就值得信任。

对于马克思，像我这代人和这类人，会经历两次阅读：一次是漏读、误读，一次是补读、正读；一次是被人断章取义地领读，一次是原汁原味地自习。前者是加了大量配料被煮熟、咀嚼后——盛在汤勺里、专门喂病人和婴儿用的；后者则属私人意义的觅食，乃饥饿者主动采摘的鲜蔬——地地道道的正宗。“送来”和“拿来”，不仅感受有别，甚至彼此歧义得令人吃惊。我终于醒悟：马克思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不一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头脑风暴和阶级风暴不一样，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如果说前者的内涵是相对稳定和确指的，那后者则完全是一组变数，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另外，读《全集》和《选集》感受也不同，读《全集》，会看到一副大脑的全貌、年轮、轨迹和细节——而不仅是“左脑”或“右脑”的侧面和局部造影，会看到一位真诚的、充满矛盾、激情和自我改造的19世纪思考者，而非一个超时空的免检的上帝。

我看到一份资料：1979年初，胡耀邦曾几次向党内同志推荐《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甚至大声朗诵其段落。耀邦对大家说：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不搞审查制度，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办？我看可以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作家加强自己的责任感去解决。

这是一位诚挚的读书人，真正用心读马克思的人。

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发起，举行了一次校内推选：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思想家”？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位居第一。随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话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集选票，结果揭晓。排名前十位的依此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阿奎那、霍金、康德、笛卡尔、麦克斯韦、尼采。

说实话，这份榜单让我吃惊，若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搞评选，自无异议，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经历了东欧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尚有这么高的人气，出乎意料。

但随后，我也明白了，这份结果其实印证着某种东西：除却那些过于激烈的阶级论和革命论，除却那些被历史遮蔽、误解——被各国政治家篡改、讹传的因素，马克思的很多价值观，皆有稳定的普世性和现实意义；尤其他以自由、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论述，他对垄断资本、血汗工厂、经济危机的解剖与批判，皆对20世纪欧美国家的社会预警和制度完善有着莫大启示和鞭策力。在促进劳工福利、再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系统、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等方面，马克思是有大远见、大贡献的。

我离开校园已10年有余，虽不敢称成熟，但体内已积淀了一定的理性，再想把我塑造成一个政治信徒，难矣。但回头想，至少有那么几年我是很容易成为一个马克思拥趸的，若遇到称职的老师，只消让我及时遇见上述两文即可。凭我青春的亢奋和对自由的溺爱，定会迷恋上他，就像当年无数青年投奔延安“宝塔山”一样——那是青春很难拒绝的东西。有本书，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集结了1941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翻开它，仅凭那些充满“民主、自由、普选、天赋人权”的标题，你就会被燃成一团火，就不难明白这个窑洞里的反对党为何会闪闪发光，并最终夺下了江山。我就想：若生在当年，自己恐怕亦会像灯蛾般不顾一切地扑向它，投奔它。也许，胡适、鲁迅可以拒绝，但一个青春期的理想主义者没理由拒绝，哪怕仅仅是声音和光影的诱惑。就像女人无法抗拒香水。

可惜了，在我年轻时，没遇见如耀邦先生那样隆重推荐文章的人，那样深情的朗读者。于是这世上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后生。

2001年6月

（整理文稿，意外发现十年前旧文，历次结集时皆未能如愿“入选”，幸好今日看来仍不过时。换之标题，权当“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