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之9）

问：在很多国家，都没发生过诸如“感动德国”、“感动俄罗斯”、“感动美国”这样的道德评选，今天我看到《感动中国》又在投票了，您怎么看？

答：《感动中国》的理念和逻辑沿袭了传统的表彰文化，但它在技术上有突破和改进。它用了“感动”一词，这个词相对温和、平民化、人性化，不“左”；但后面的词又出了问题，“中国”，这么大的词，和960万平方公里一样大，又露出了“我代表人民”的政治自负和高端姿态，又“左”回去了。未经授权，你怎么能覆盖那么多人头呢？怎么能租用那么多同胞的感情呢？

这档节目我参与过，有一届曾邀我对人物短片写评语，所以我认真打量过它。从技术角度讲，这是个不错的栏目，尤其它的早期，还相对纯粹。但即便节目是成功的，于社会也是个悲哀，因为道德的收视率和知名度越高，越证明中国处于道德最贫困之时。弘扬道德即让道德陷入尴尬，当一个时代需要大张旗鼓地托举道德、把有限的道德个案视若民族瑰宝的时候，也就很可怜了，先不说对不对，而是可怜。许多很寻常的小事，比如伺候老人、勤工俭学照顾妹妹、欠债还钱，竟然惊动了国家……人物本身没错，值得尊重，但那个表彰错了，它把一件朴素的事诠释错了，注解错了，把正常给隆重地异常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道德已成我们最稀缺、最紧俏的资源。在欧美和澳洲，每个人都会去做义工、做慈善，一生去做，没有谁悄悄统计你、拍摄你、事后表彰你，因为做好事是信仰驱动和自我选择，你本来就是心灵和精神的受益者，你已得到了该得到的。除了上帝留意你，没人留意，更何况也没有这种由国家宣传机器担纲的表彰系统。人家的做法是去榜样化，咱们相反，急需道德明星和偶像以刺激麻痹的社会心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几乎把家底都捐了，也没人表彰他，甚至议论都很少，因为他做的事每个人都在做，区别只是数目。为什么我们需要事迹教育呢？没别的东西，穷啊，就靠它了。一个中国人做好事，若这件事始终被埋没、甚至被误解的话，那他就会做价值重估，想这样做值不值当。记得我小时候，小学几年级吧，就干过一件事，先把一枚硬币偷偷扔地上，然后当伙伴的面捡起来，从而完成一次众目睽睽下的“拾金不昧”，攒积分评三好学生啊。

另外，道德评奖本身也是滑稽的，对道德你怎么能评价它的量级呢？怎么能分出大小呢？纯粹的道德一定是朴素的，默默无闻的，是拒绝这样一个价值评估体系的。近年来，各地效仿央视，纷纷出台“感动城市”（城市有级别，推手有级别，事迹也随之有了级别），很多大中小学还搞起了“道德银行”“道德档案”“道德学历”……其实都在印证一个眼前的悲剧，即道德的大溃败、大缺失，情急之下，各种失态和变形的动作就出笼了。

假如你问我央视这台秀是不是完全错了？毫无意义？我觉得不是，它终究会被淘汰，但不是现在，时机不对。其实它算“应运而生”，它和中国现实是匹配的，除了符号意义，它也有部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一个没有信仰和宗教传统的国家，怎么才能缔结道德资源呢？有限的道德资源又怎么流通？我们有个现成的工具：权力表彰！古代帝王用，乡绅社会用，1949年后用得更频繁更顺手。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太依赖一种强大的社会示范和榜样力量了，比如拾金不昧、欠债还钱，除了表彰，我们没别的手段以证明你是对的、你这样做生活会答谢你、命运会回报你，当众人都在好奇地观望做好人的结果时，表彰的出场、尤其权力做推手的表彰就显得极重要，它既能回答和命运道路相关的疑问，更激励你的今后、策动周围的效仿……尤其实用主义的当下，这种演示更加有效，比如一个人入选了《感动中国》，按世俗游戏原理，这个人的生活将就此改变，作为道德明星，他会赢得很多社会回报：知名度、羡慕和尊重、职业机遇、地方政府的眷顾和优待，甚有委员代表之类的头衔……若不出意外，他可享受几十年有形无形的“不平凡”——这就给社会输送一个信息：好人不白做！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这些民间俚语和口头禅才真正显示了因果力量。别小看这些句子，几千年来，它们可是深受迷信的命运公式，若公式失灵、大面积不成立了，大家就会集体投靠另一方，沿反向逻辑滑下去。为德者申请一份殊遇，对“善恶有报”的国人心理来说，也算一种应验和抚慰吧。

作为道德动员方式，《感动中国》显然低效，不达标。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它包含价值误区，但并不构成价值灾害。你可以怜悯它，批评它，但也别欺负它，用不着讨伐。

中国式的表彰文化，实属无奈之举。从1949年到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标榜和道德动员就是靠树典型、颂英雄、学模范来维系的，从王进喜、雷锋到朱伯儒、张海迪，这是体制的习惯动作，也显现了全部精神家当。你说起作用了吗，起了点，只是日渐虚弱和式微，而现在更多是药物性依赖，离不开了。所以，我同情它，甚至忍不住想替它想点办法。

私下，我也和相关朋友说：《感动中国》可以搞，民间那些人性的闪光，值得被描述和传播，尤其在这个道德冰河时代。但价值观上要改一改，名称、理念、逻辑、语境、姿态都要改，权力色彩和政治元素要退出，要纯净、平实、正常一些，去明星化、去榜样化，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问：插一句，您觉得好的表彰，或者说正常的表彰应是个什么样子？

就是我刚才那句话：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把它送回去，送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不要抬轿子，不要用“颂”体，老实一点，别浮飘，别用“中国”这样的大词。表彰本身没有原罪，尤其我们这样一个无神论国家，表彰有它的社会功能，关键看表彰什么，怎样表彰。好的表彰，应是在表彰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生命同类都感到被表彰了，大家在分享，在传递这人性的光辉和美，像阳光静静照在每个人脸上……

其实，《感动中国》和大大小小的“事迹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的信仰资源和深层的精神家园？也就是你前面问到的那个问题。这是值得几代中国人去思考和建设的，应借用传统文化、宗教伦理、道德哲学、心灵美学、现代理性等资源。其中，政府的表现尤为重要，它不要再去做道德动员这样的事，而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法的精神、权力的清洁、制度和规则的完善，这对营造健康的社会空间最为关键。土壤改良了，才能长出好庄稼，其形体才端庄，爱和善的颗粒才饱满。

另外，从历史和世界范围看，道德危机，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政治。一是它没有奠定好的制度和空间环境，引发了既有道德资源的流失；二是它没有起到好的示范，权力率先腐败并引发了民心腐败，制定规则却破坏规则——没有比这危害更大的了。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