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之9）

问：从整体上，您是怎么理解和评价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的？抛开最差和最好的两极人群。

答：因为做新闻，我的注意力很大一块放在了民生上。加上性格和信仰，我常把别人的苦难当自己的，把共同体的沉重当自己的，所以心情不好。早年就有人问：你的苦难和忧患意识怎么来的？其实就这样来的。我羡慕有的人，高兴不需要理由，不高兴才需要理由，我恰恰反着。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没有处于理想的生存状态。相信多数人和我一样，甚至更糟。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不舒适。不是身体，是说幸福感，我们的心灵舒适度非常差，无论你多么有钱、匹配多少家当，你都不从容、不自主、不轻盈、不飘逸，就像翅膀上粘了太多泥沙，家具上蒙了太多灰尘。

我们有两个不合理：一个是制度不合理，包括社会规则、游戏。一个是生活不合理，包括元素、构成和节奏。林林总总的不合理，消耗了我们太多的情绪、光阴、心性。我们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去对付一些人生本不该进入的东西，就像眼里进了沙子，喉咙卡了鱼刺，你得花大功夫去清理、去排除。这样，人生就显得很被动，疲于防范，疲于对抗和备战。

这种情形，我称之为“被动性生存”。还有一种状态，表现更强烈，即“准备生活”。我觉得，多数人都处于一种“准备生活”状态，即人生老不到位的感觉，老在忙忙碌碌地准备，准备着一旦挣了钱、有了闲、买了房……这是一种“一旦如何、然后怎样”的生活逻辑，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正像那首《我想去桂林》的歌里所唱：“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我以为，生活和准备生活，是两回事。后者只能叫“前生活”或“准生活”。可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前生活”“准生活”中过完了生活。青春、梦想、奋斗都抵押给了“准备”，而正式的生活始终没开始，我们就像《等待戈多》里的主人公。何以如此呢？想要的东西太神圣太高远吗？不，是我们的生存成本太高了，它把你消耗和锁定在了无限的准备上。别的不说，一套房子200万、300万，且并非什么豪宅，就是普普通通一个窝，仅此一项，它就透支了你未来几十年的消费力。房子就像磨盘，你就是那头团团转的驴子，不舍昼夜，眼蒙黑布。前段时间有两部电视剧很火爆，一部叫《奋斗》，其实该叫《不奋斗》，一帮只知谈恋爱、泡酒吧的漂亮小孩，天知道那房子车子、每天一套的时尚衣服怎么来的，这堪称天堂版的奋斗。现实版的奋斗是一部叫《蜗居》的戏，我一点没用电视人的眼光去瞄它拍摄如何、叙事如何、剪辑如何，我像大爷大妈看《渴望》一样被它吸引，我觉得它很棒，中国影视业浪费了那么多光阴，胡扯了那么多东西，这个我看着最舒服。我放弃挑剔，因为它点破了一个真相：房子是如何绑架中国人生活的？它契合了我此前思考的那个问题，并巩固了我的答案：“准备生活”替代了“生活”，“被动生活”覆盖了“主动生活”。

很多人喜欢探讨剧中的“二奶”和性事，说实话那是个旧玩意，那玩意穿梭于每个剧。只有房奴，是它的独立主题。据说该剧曾遇停播，为什么？恐怕不在于个把荤语，那顶多删掉就完了，我想是它的主题得罪了人。这些年无论影视还是文学，“房奴”这一重大的民生病灶竟无人触及，不知是迟钝还是选择性失明。3年前我写过一篇颇长的随笔，叫《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发表后即被收入所有文学年选，社科院编的《2008中国文学年鉴》，唯一的散文，收的竟是它。其实，我写东西已很少了，离文坛更远。这说明主流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太慢了，注意力太老化，它只顾在自己的系统内繁殖目标，不抬头。

问：您觉得这个游戏，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它的危害性又是什么呢？

答：当然是土地财政、房产商、权力资本、金融投机者和大大小小的炒客。其实我国的商品房才十几年历史，过去没这玩意，而且我们学的是香港期房模式，这就增加了炒作空间，没几个国家和地区用这种模式。现在的情况是：全世界几乎最穷的一帮人，花了几乎最高的价，买了一套最不靠谱的房子。那不叫真正的房产，只能叫居住权，期限70年，土地权不是你的。你买的不是辆车，而是一个专用座位，像公共汽车的一个座位，车皮、底盘、轮胎、发动机都不是你的，属集体，有的部位连集体的都不是，归国家。

房地产真的跟中国民生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它抓住了中国人的命门——不惜血本、拼了老命也要挣得的东西。中国生存文化里，人对住房有着深深的迷恋和膜拜，再贫贱的祖宗也要给后代攒几间茅舍，当年闹革命搞土改时，最火爆的场面就是烧地契。何以对屋宅如此器重呢？传统中国人很少流动，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讲究根文化，有守土归故情结。当代人由于就业和生计，流动性虽增大，但自由迁徙仍受户籍政策限制。所以，无论文化还是制度，其实都不支持流动，这样一来，对固定住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依然强劲，“家”和“房”在概念上近乎同义、同值，可划等号。成家立业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上有片瓦顶着、下有锥地立足。

中国地产商真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商人，史无前例，千万年的轮回，让其赶上了。不仅赶上了资本契机、权力契机、政策契机，还赶上了民间财富契机——尽管平民积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毕竟是1949年后最大的一笔，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饱满之际，就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农家少女，父母辛辛苦苦拉扯大，正待出嫁，就遇上了一伙贼人。

至于它的危害性，我个人最痛心的一点就是，作为一种畸形的暴利游戏和泡沫经济模式，它足以让天下所有的诚实劳动失去价值和意义，“诚实劳动”的回报率在它面前可怜到极点，这会严重影响到世俗伦理和精神秩序，使这个原本没有信仰的社会更加浮躁而虚妄，让中国资本和财富的“原罪”色彩更加浓重。举个简单例子，在北京，假如两三年前你随意购得一套房子，期间你什么也不干，那么今天你的资产将翻一到两番，这是什么概念？等于你白白赚了一百万到两百万，而只要炒上几套房子，你就是千万富翁，面对这样的“成功”逻辑和投机诱惑，你还有什么心境去诚实劳动、去搞实体经济、去一点一滴地积累什么呢？你过去辛辛苦苦的拼搏和未来的创业理想都将黯然失色，你的心态、心性和价值观会发生极大变化，你会变得面目全非，认不出自己。你不要以为这是正常投资，正常投资是有正常收益比例的，其实，这就是不劳而获，这是件可耻的事，涉及伦理道德，因为接手你房子的那个人将背上沉重的债务，他一生的幸福和快乐都偷渡到你身上了，这和传销的道德后果没什么区别，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合法地掠夺和抢劫。当然，资本的驱利本性在理性上拥有道德豁免权，你指责它也没用，唯一可指责的就是带病的政策和制度漏洞，就是怂恿投机、制造神话的游戏本身，尤其当下的货币信用危机，超量流动货币的投放，造成民间财富的严重缩水，这是百姓恐慌性购房的主因。80年代的“官倒”、90年代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近10年的股市和房地产，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容易赢取暴利的几次机会，前两次和权力有直接关系，而炒股和炒房除了权力资本，更是挟裹了平民资本，投机的身份门槛、资金门槛乃至智力门槛都大大降低了，你只要搭上一班车，你只要及时参与，别落下，你就是中国的中上层，就是“率先富起来”的那帮人，若你都错过了，或不幸沦为击鼓传花的最后落点，你就是冤大头，就是社会经济的底层和弱势人群。在高速通货膨胀的时代，一个规规矩矩、从不投机的人会生存得很落魄，很无力，没有安全感，即使你有不错的工资收入，也无济于事，因为你的存款天天贬值。这种社会示范和激励文化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其色彩非常灰暗，不仅腐化经济品质，还直接败坏道德肌里，恶化人际关系。

总之，腐败收益加上投机收益，让中国今天的个体财富和“成功人士”变得非常可疑，难让人信服。它只会让人妒羡，不会让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