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濡铅泪记桑田
——陈寅恪与胡适眼中的“台湾民主国”
摘要：本文从对陈寅恪和胡适交往的探讨入手，努力发掘其家世门风之联系与“台湾民主国”这一历史事件对他们身心与言行的重要影响，并力图说明在此背后所蕴藏的思想与精神，反映出作为当时知识分子代表的他们对家世与传统的自觉体认和由此而生的共同秉持之历史承担。
关键词：陈寅恪 胡适 台湾民主国
随着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与台湾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台湾民主国的著作越来越多。较有代表性的如黄秀正的《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和黄昭堂的《台湾民主国之研究》（台湾现代学术研究会1993年版）等。但是，这些多为港台学者的著作，大陆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还相对稀少，其中主要的有桑兵的《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等（《历史研究》，1995，06），而且许多仍然停留在史实陈述层面和纠缠于历史评价问题，真正深入地研究尚待展开。
另外，对于民国学术人物的研究近年也热度不减。陈寅恪作为民国时代的史学大家和学术大师，以其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学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人，胡适更以其一生的丰富经历吸引着众多学者的探索眼光。详阅两人的人生历程，我们会发现虽然 “前者是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反对旧传统礼教的激进主义者”[1]，两人的交往过程也比较曲折，最后却发展出了一端深厚的友谊，其间多有可细细体味处。
这其中，发生在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虽为短暂的历史一瞬，在两人的交往历程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他们的论述中，也折射到了他们的言行里，更有其家世与思想的深沉积淀。本文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先对陈胡二人的交往历程作一大略描述，再着重描绘台湾民主国与此的影响关联，并竭力探寻出其背后的共同的精神与气质。
一．陈寅恪与胡适的交往历程
虽然陈胡两人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界都影响巨大，但他们不仅在文化观念、治学方和治学领域上颇不相同，而且在与政治当局的关系上也迥然有别[2]。胡适始终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陈寅恪一生却刻意与之疏离。不过两人却跨越这种种隔膜，最终形成了坚如磐石的情谊。纵观这段历程，是曲折而内涵丰富的。
陈胡关系的的最早追溯，当在1919到1920年间，那时陈寅恪与吴宓一道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就对新文化运动抱有相当的恶感，尤其对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更是坚决反对。这些，可以在《吴宓日记》中找到例证
：“……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之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1919年12月14日）
“……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呜呼，安一生常住病院，洞天福地，不闻世事，不亦幸哉。”（1920年2月12日）[3]
当时陈与吴是同学，志趣相投，并经常一起讨论中国学术问题，“对于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甚为偏激。”吴学昭还说，他父亲吴宓生前还说过，“当时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但是，陈寅恪却又不是像吴宓那样，完全站在与胡适对立的立场上，所以，吴宓办《学衡》杂志时，陈虽然赞成，“但并不参与。在所有各期《学衡》中，只有很少几期载陈作《与妹书》（第二十期）、《王观堂先生挽词》（第六十四期）、《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第七十九期）等篇。”[4]1921年，陈寅恪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研究梵文和东方古文字；而吴宓也离开美国，任教东南大学并创办《学衡》杂志，陈已经从“反胡”的中心势力中脱离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陈寅恪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对胡适的恶见也越来越减少。陈到柏林不到两年的时间，傅斯年、毛子水、赵元任、杨步伟等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学习。傅与毛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而赵是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的同学，情同手足，杨又是赵的妻子。以上四人都是胡适新文学主张的大力支持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与开拓者。陈寅恪在和这些好友的了解接触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对胡适的思想与学术有所认识。
另外，胡适与陈寅恪都向钢和泰先生求教过梵文，可谓同门师兄弟。据俞大维说，陈不仅在美国、德国学过梵文，“回国后，在北京，他又与钢和泰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陈的女儿流求也回忆说，“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的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郊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两人接触频繁，关系融洽。
而胡适也是与这位钢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的。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民国七年，我因Si charles Eliat的介绍，请他到北大教梵文，并教印度古宗教史。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口译的，我们合作两年，我得益不少。”另外，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钢先生来谈。他说，北京饭店到了一批书，需二百六十元左右，他无钱购买，很可惜的。我看了他的单子，答应替他设法。下午一时，到公园会见在君与文伯，向文伯借了一百块钱，到北京饭店，付了一百元的现款，把这些书都买下来了。”[5]
实际上，胡适不但不是传统文化的罪人，还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相当贡献。他系统地提出了研究国故的方法和整理国故的方式，反复阐明研究或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胡适在译介西方优秀文化、竭力倡导西方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上，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以上一切，逐渐促使陈寅恪扭转了先前对胡适的片面认识，逐步消除了两人间的误解。1928年5月间陈得知胡撰写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将有专章论述“佛教的翻译文学”。为此，他特将新著《童受〈喻 论〉梵文残本跋》寄给胡适作参考。为了感谢陈的盛情厚意，胡适不仅在“附记”里作了说明，并且摘录其大作为、该章的附录，题为《鸠摩罗什译经的艺术》，署名陈寅恪。显然，这表明了胡对陈的认可与尊重，友谊已经在两人间建立起来。
1929年1月，胡适从上海赶到北平参加梁任公遗体入殓仪式，与陈寅恪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从此以后，两人的友谊便更好地发展起来。回到上海不久，胡适便收到陈寄来的大作《大乘义章书后》，给予高度赞扬，“精当之至”，“论判教一段，与年来的鄙见尤相印证”。[6]1930年5月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11月全家由上海搬回北平，这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30年12月17日是胡适40岁生日，陈寅恪与赵元任、毛子水、傅斯年、顾颉刚、刘半农等人一起致送《胡适之先生四十正寿贺诗》，表明陈寅恪已经走进所谓“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交际圈。
1931年9月19日，胡适应陈寅恪之请，为陈夫人唐筼的祖父“唐景崧先生遗墨”题字。这表示了陈对胡适文章的看重，也体现了胡适父亲胡传于1893年至1895年间在台湾时与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之间的亲密关系。当时唐对胡颇为器重，曾委派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后来兼领台东后山军务。因为有这段历史因缘，胡适才欣然答应了陈的请求。
胡适也在日记中对陈寅恪的学术造诣作了高度评价，“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7]同样，陈对于胡的学术造诣也有了很好的理解。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他认为胡适是文科中最有能力担任院长的人物。因此，他曾向傅斯年“矢言”，为了给胡适投一票，他愿意亲自到重庆参加评选。[8]
1948年12月初，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曾派专机到北平要接走陈寅恪，直到12月13日他才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他曾对邓广铭先生说：“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适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9]可见，经过多年的交往与沟通，两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亲密的友谊与十足的信任。1954年开展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陈不仅拒绝参加，而且认为是“一犬吠影，十犬吠声。”[10]并作《无题》诗一首，给予强烈的讽刺。
以上乃是陈胡两人交往的大概历程，这些足以说明两人到最后形成了高尚的“君子之交”。那么，作为一段几十年前的历史往事，“台湾民主国”与两人的交往有着怎样的关系？两人眼中和心里的“台湾民主国”又是怎样的面貌呢？
二：胡陈眼中的“台湾民主国”
按上所述，胡适与陈寅恪对对方的认识和交往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即使他们两人在性格或文化观上的某方面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都无碍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敬重，因为共同争取‘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他们有这种不谋而合的最重要的共同理念，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1]此说在宏观上易于成立，而在细节上稍嫌单薄，其实，在两人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客观方面就是身世之似与先祖之谊。这身世之似不单单是都有着少年留洋经历与沟通中西文化的宏愿，更共有着将个人遭际与家国兴亡紧密相连的深沉责任；而这先祖之谊也不仅仅是普通官绅世家酬唱来往的泛泛之交，背后更牵涉了一段在两人记忆中屡屡挥之不去而现实里又每每身临其境的历史梦魇。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割让台湾的《中日马关条约》，同时命令所有清廷委派的官吏返回大陆。可是台湾民众和当地的爱国官绅并未屈服，在台中绅士、原工部主事丘逢甲的倡议下，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唐景崧向朝廷发出“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的电报，后来在5月25日酝酿成立台湾民主国，建号永清。[12]同时成立议院，推行改革新政。而后在这一政权的领导下，台湾人民展开了反对日军占领台湾的英勇斗争，终因寡不敌众，内援不济，10月19日台南陷落，刘永福和唐景崧等主要官员先后内渡，仅仅维持了五个月的“台湾民主国”告终。这一史实从其产生的开始就褒贬不一，而越到后来更由于现实影响的干扰而是讳莫如深。近期的一些文章也主要关注与其历史定位和评价问题，人物研究上亦多偏重丘逢甲和刘永福等直接与事者。而从所谓“心灵史”的角度来说，这一历史变局对胡适和陈寅恪的影响都至深且巨，在他们的眼中和心里，“台湾民主国”更是一段不可回避的漫漫心路。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曾因考察东北边疆地理，在郑州治理黄河和在上海担任淞沪厘卡总巡而享有良誉。1892年台湾新设省署，奉调襄赞巡抚邵友濂。后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又兼领台东后山军务。在“台湾民主国”成立以后，他更是率众坚守台东抗击日寇，直至重病缠身才离开台岛。可以说是“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13]这可以说是胡适的“家世”与“门风”，他也是终其一生念念不忘其父的业绩与此段历史。1930年，他特请罗尔纲帮助整理抄录铁花公遗集。1932年他写《四十自述》时，亦全面回忆其父的生平事迹并称颂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认为父亲留下的遗嘱，都是“教我读书上进”“很有重大的影响”。后来受唐德刚访谈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里有专章记述“我的父亲”，可见与其影响之深。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让助手胡颂平读铁花公的自编年谱，颂平读后感到胡适的品德与学行“其来有自”。[14]可以说，胡适本人不但对家世门风相当重视，而且自觉地对此进行体认和追扬。
与胡适的继承父志相比，毋庸置疑的是，陈寅恪出身于晚清的官宦与诗书大家，其祖父陈宝箴是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清末维新派的代表），最后却未得善终[15]；其父陈三立[16]乃是晚清四大公子之一，在政坛上无甚建树而多以诗文行世。其先祖由于戊戌时任湖南巡抚，于晚清政事之关系可以说更为繁复，而陈氏于治史中虽声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17]从没有将晚清一段划入研究范围，但这实是因为其家世与一部中国近代史牵连甚广，论及人事，不免涉及有关史实。这只有到了晚年的《寒柳堂记梦》中，才有“今既届暮齿，若不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知我罪我，任之而已。[18]”的最后陈述，被认为是“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自信已能‘排除恩怨毁誉’，作出经得起历史审查的公正论述，以存信史而待后之识者。”[19]而在这一陈述里，他把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看做稳健的革新派，既不满康梁之激进，又愤慨合肥之骨软，所以甲午败后，他们不但电达张之洞劝其弹劾李鸿章“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省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20]意欲改换中枢影响政局，而且陈氏亲友在“台湾民主国”中也多为要角，这一点也同为陈寅恪所乐道：“盖当马关合议成后，凡爱国之人，有是非之心者，无不反对，则先君之“风采倬发，物望所归”无关。况先君挚友、姻亲中梁星海丈（鼎芬）则以劾合肥罢职，文芸阁丈（廷式）则在京为主战派之重要人物，并是力攻合肥之人。易实甫丈（顺鼎）及先舅父俞恪士（明震）则皆在台湾，助台独立者。盖其时爱国之人认为政府虽已割台，而人民犹可不奉旨。[21]”其中提到的俞明震是陈寅恪的大舅，在台以刑部主事的身份任唐景崧政府的内务大臣。可以说，无论是对内主张革新政治力惩国贼（他们眼中认为的国贼）的陈氏先祖还是对外组织“台湾民主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舅俞明震，都言传身教的给了陈寅恪以深刻的爱国教育，也使他对此段历史有了切身的体验。
此种家世门风不但给陈寅恪以治学上的种种启发，着力考察历史人物“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22]，而且其日常思行也多循此路，现在多为引述的其学术自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23]也说明其文化立场乃至人生定位深受其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的影响。更进一步的是，由于这样的家世传统，他也以这样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身边的人。说明这一点而又能透出其与“台湾民主国”渊源的佳证即是陈寅恪的婚姻。据他晚年自述：“（清华）同事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按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中当马关中日条约割台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订偕老之约。”这一段姻缘，可以说绝不只是所谓“遗老遗少”的门当户对之念所致，更为重要的是陈氏本人对唐景崧爱国御侮行为的钦佩和唐、俞、陈三家在几十年前合作抗敌图强的一种象征，可以说，是这些先祖先君们的忠肝义胆让陈寅恪和唐筼有了和气同声、知音难遇之感。
综上所述，由于家世门风的影响和历史风云的变迁所及，在陈胡二人的思想世界或者思想来源里，甲午战争之后的这一段“台湾民主国”虽然维持不到半年，于当局时事无多补，于后世修史亦少用，但是那时那刻的精神与血气，却通过家传的方式灌注了胡适与陈寅恪的精神底蕴，成为两人成友成知的坚实基础，这在两人逐渐加深了解以后更是如此。1931年9月19日，在距第一次见面两年之后的，胡适应陈寅恪之请，为唐景崧的诗幅遗墨题字，诗云：“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24]。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25]”四天后，陈寅恪给胡适一封答谢函：适之先生讲座：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即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此敬叩著安！弟寅恪上，九月二十三日。[26]这可以说是陈胡交往中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也可以看作两人对“台湾民主国”一事的臆兴抒发和精神交流。而当时已得学界闻名，位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陈寅恪在回信中竟然“不知涕泗之何从”，可见这份题诗触动了他尽藏心中的家国情怀，加之以“九一八”的时事刺激[27]，更足见这次交流的效果。从此以后，虽然两人往还不多，但他们对于彼此家世门风的透彻了解和对对方人品学行的信任程度却从此奠定，这或许也是1948年陈寅恪极为放心的随胡适乘坐国民党专机南下广州的一个重要缘由。
不仅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台湾民主国的态度，由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加之以日人再次入侵中国。对于那“四十春”前的“一伤神”，恐怕两人于时对比都有更加深刻的感触。其中的胡适甚为巧合（也许是尴尬？），继五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在台湾抗日不成而退回大陆之后，命运和历史更向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虽然迎来的抗日的胜利，却又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跟随着内战失败的国民党政府再次来到台湾。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他所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恐怕还认识到这是自己所追求的渐进改革之路的中断，以后更有可能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存。也就是这一年开始，胡适开始参与《自由中国》的创办，但他所能寄望的，也许是只能先有一个“自由台湾”，而这个寄望的最后破灭，恐怕也已为他父亲当年所致力的“台湾民主国”的命运所预言。此时的陈寅恪身在大陆，面对着唐景崧归来后戊戌年间在桂林赋闲所提的诗句（这也是他从香港战乱中亲身体会了日人侵略后带出的），[28]遥想着当年的“台湾民主国”，也不无悲凉的和曰：
横海雄图事已空，尚瞻遗墨想英风。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馀断梦中。
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腠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
一家新装劫后开，劫痕犹似染怠煤。湖山明媚虽依旧，旧日春光去不回。
频年家国损朱颜，镜里愁心所叠山。历书太行人事路，傥能偕老得余闲。[29]
200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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